困死在自己的身体里

    张在元，建筑师，1950年生于湖北省公安县，2012年5月9日逝于武汉中南医院。

    当我再次见到张在元时，他躺在一间见不到阳光的病房里，无法说话，无法行走，更无法拾起一支铅笔画画。除了眼珠，他无法移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他成了一个“渐冻人”。

    这可怕的疾病是在2007年缠上他的。那时，这位著名建筑师任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仍算处在创作的旺盛期。城设学院专业教学大楼翻新，他坐在病床上“一笔一笔地修改”设计方案，就连“教室桌椅的尺寸、颜色”或“教室门牌的样式”这样的细节都不放过。

    他在这所大学里度过了不短的时光——1984年，刘道玉老校长就将年仅34岁的张在元调入武大，张在元便“胆大妄为”地想以讲师身份创办建筑系。为此，他甚至寻找到钱学森的帮助，请对方为自己亲笔写下5页论证。

    3年后，武大建立了中国综合类大学中的第一个建筑系。

    直到2009年冬天走进他的病房后，我才知道这一切。那时，我已从武大毕业一年，而病床上的张在元老师与这所高校正陷入“解聘风波”的尴尬中。当年4月，校方派出4人站在他面前宣读完一份120个字的“终止聘任合同证明书”。学校认为，他们与张签订的5年聘任期已满；家人则认为，这违反了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某条法规。

    没有人知道张在元怎么想，包括当时作为记者前去采访的我。我不是他的学生，只在校报记者团时去听过他的讲座，为他拍过照片。但当我再次见到他时，当年那风度翩翩的教授已经消失了。这个干瘦的人仰面躺在病床上，眼睛长久地望着病房的天花板。

    他的妻子问：“学生来看你了，高兴吗？”他转动了一下眼珠，望着陌生的我，费劲地咧咧嘴，用一种像是笑容的神态与我打招呼。整个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嘶——嘶——”的被机器放大的呼吸声。

    那是初雪的武汉，我不记得自己哭了没有。我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感受到麻、痒、痛、冷、暖，他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他有很多很多的事还没做，可他毫无办法，只是被困死在自己的身体里。

    我有时想，如果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能日日夜夜地望着天花板，我会绝望吗？我会有勇气求生吗？

    2009年11月15日的病床边，我握着他的手说，“老师，我以后再来看你”。可事实上，我再也没机会回到那里见他。

    几个月前，听他的一个学生说，张老师恢复得不错。更好的消息是，他可以“说话”了。一位日本同行来中国探望他后，教他的家人制作了一张写满汉语拼音的纸板，从a开始往下点，遇到正确的字母病人就会眨一下眼睛，直到把一个汉字完整拼出来。

    听起来，这就像法国电影《潜水钟与蝴蝶》里的情节一样：法国ELLEN杂志总编辑病后只有左眼皮能动，他就这样写成了一本回忆录。

    思想终于找到了出口，这让张在元无比欢喜。直到那时，人们才知道他从未放弃过生的念头。他用这种办法为自己的书稿《中国城市主义》写了自序和后记，这本书后来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在后记里，他写下这样的话，“本书在住院期间写成，历时三年，难免存在失误，恳请大家予以宽容体谅和指正。我梦想康复之日再进一步修订完善，渴望那美好时光早日来临。”

    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时，我还希望能有时间回武汉，去看看他，与他用这样的方式聊聊天，并再为他写些什么。

    但囿于病床5年，如今他走于某个夜晚。据闻，他走时没有合眼，直到刘道玉老校长赶去送行，才为他合上双眼。他也许还有许多未竟之事留在这世界上，但灵魂终究摆脱了沉重的躯壳，去往天堂。

    今年农历新年，一个并不算很熟悉的朋友曾前去武汉探望他。朋友记得，病房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张在元和妻子，面对着几个塑料饭盒里盛着的剩饭菜。这位建筑师不断地流泪，10多分钟后，他用拼音板拼出了3个字，“救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