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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采访回到哈尔滨后，我又一次联系了“周校长”。他说，又有一个孩子从镇中心校回来了。
他用的是“回来”两个字。
这样算来，“碱北小学”就有了26名学生。“周校长”说，还有几个家长也跟他打招呼，要让孩子回村里上学。而在碱北小学撤并之初，教学点只有八九个孩子。
为什么又有孩子回来了？
我到碱北村采访那天是一个周五，正赶上在镇里上学的50多个高年级孩子回家。一辆18座的破旧中巴车上，孩子们如同插玉米棒子般挤着。孩子们下车看见家长就开始哇哇大哭，还有几个孩子蹲在路边呕吐。
一辆18座的中巴车就是碱北村50多个孩子的“校车”，这样的“校车”穿梭山间，颠簸在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上。碱北村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的“校车”一直安全运行，我们也希望他们一直幸运下去。
与校车事故这样的偶发事件不同，低龄孩子的寄宿问题却是每天要面对的。听村里人说，孩子们大都寄宿在镇中心小学附近的农户家里，三餐或在寄宿农户家里解决，或去周边的“小饭桌”吃。因为周末回村的孩子食欲好、衣着狼狈，碱北村人常常戏称他们为“小要饭花子”。
孩子们的安全和卫生都很难得到令人放心的保障。相对孩子们的苦，大人们的苦是经济压力。虽然镇小学免收学杂费，但一个孩子寄读的花费每月都在300元左右，不算寒暑假，一年单单这项支出就要2400元左右。按照碱北村人的计算，这就相当于5亩地的玉米白种了。
碱北村放弃免收学费的镇小学，用土办法留下了学校：宁肯每月交100元，把孩子放在村教学点上学。他们在用这种办法表达对撤点并校的不同意见。
而这种不同意见的表达也并非孤例。
在我的老家，贵州省思南县枫芸乡高原村，2007年前后，一个老校长为了不让自己村的小学被撤并，居然以跳河的极端方式相威胁。
今年，撤点并校这场针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 已经走过11个年头了。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9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64所。
我不否认它的初衷是好的：农村学龄儿童减少，提高小学教学水平的需要……但撤并的步子可否慢一些，手法可否细一些，却值得商榷。
碱北小学就是这减量中的一个微小单位。值得思量的是，是否要减，如何减？可否先问问那80多个学龄儿童和他们的家长怎么想？
不能再寄希望于会有更多的“碱北小学”式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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