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5%受访者坦言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区隔依然严重

    不久前，在广东省政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汇报文件中首次用到“异地务工人员”的提法，并透露今年广东将从异地务工人员中招录3317名基层公务员，同时进一步放宽积分制入户条件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国兴说，今后原则上不再叫“农民工”，逐步用“异地务工人员”这一称谓来过渡。

    漫画：CFP供图

    自从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大问题以来，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拉近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就成为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

    时至今日，这个目标实现了吗？近期发布的《2011年进城务工者生活现状与消费文化研究》显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交意愿从2004年的72.4%，下降到63.6%，23.9%的农民工没有城里人朋友。中国人民大学和工众网近日联合发布的调研成果也显示，3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中仍被排斥。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网和民意中国网，对7688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66.4%的受访城市居民表示自己愿意结交农民工朋友，只有46.3%的城市居民确认自己身边有农民工朋友。受访者中，城市居民占72.0%；“80后”占51.3%，“70后”占26.2%。

    为何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存在区隔

    在陕西铜川市市民高先生看来，和农民工打交道、交朋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2008年，高先生在装修房子时请了几位农民工朋友做地板安装工和木工。对这些朋友，高先生不但提供好烟好茶，还经常和他们聊天，时不时请他们出去小撮一顿。让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干完所有活儿后聚餐时，一位年龄稍长的农民工竟流泪说，自己干装修十几年都没遇到这样的雇主，以后有什么活儿只要吱一声，他都愿意来免费干。

    “农民工是我们城里人应该去感恩的人。我只是做了很平常的事，却让他们如此感动。这对我的触动很大。”高先生告诉记者，现在他身边有很多农民工朋友，在他们单位内部，正式职工和农民工的日常待遇也相差无几，“这些年，国家关心和支持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很给力，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就解决得不错。但是，目前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农民工的住房和医疗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

    北京市海淀区居民王利（化名）坦言，自己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不少农民工，可是真正能成为朋友的没几个。他觉得，并不是自己看不起农民工，不想和他们交朋友，而是由于成长背景、教育程度等原因，农民工和自己实在没有共同话题。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能清晰感觉到，打交道时一些农民工朋友本身也有些自我隔离。

    此次调查显示，79.5%的受访者坦言当下城市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区隔依然严重。其中，20.6%的人认为“非常严重”，58.9%的人觉得“比较严重”。另有16.2%的人选择“不太严重”或“不严重”。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区隔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调查中，71.7%的受访者选择“文化程度”，65.7%的人认为是“消费水平”，65.6%的人选择“居住条件”，57.2%的人选择“文化生活”，46.3%的人觉得是“身份地位”。

    “不仅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区隔，农民工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自我隔离的情况。”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佃利教授指出，城市农民工的自我隔离，在学术上被称为“农民工群体的内卷化”，其不仅体现在社会交往层面，还深化到农民工的自我认知当中，表现为一些农民工经常不自觉地将自己认同为“流民”。

    为何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存在区隔？民调中，排在首位的是“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受到歧视”（60.7%）。其他还有“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58.9%）、“文化习惯不同”（57.1%）、“双方享有的权利不平等”（56.8%）、“城市居民的包容度不够”（43.1%）、“政府对农民工的扶持和照顾不够”（40.0%）。

    如何打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隔离墙”

    苏州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系主任高峰教授，长期关注和研究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2007年和2011年，他在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城市的调查发现，对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交往意愿并未下降，而是从68.0%上升到了72.0%。

    高峰表示，随着在城市生活打拼的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多，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频次自然会越来越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意愿上升是正常现象，下降了才说明出了问题。由于调查范围和调查方法的不同，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调查结果，但这并不能否认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一问题的急迫性。

    那么，如何才能彻底打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隔离墙”，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呢？本次民调获选率最高的两项措施分别是“城市居民减少歧视，尊重农民工”（60.4%）与“加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60.4%）。其他还有“赋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57.6%）、“保证农民工住房、子女入学等基本需求”（54.1%）、“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和培训”（47.5%）。

    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戴建中研究员认为，要想解决好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眼下有两方面具体工作需要进行：一方面，应保障农民工居住、就业等基本生活条件，比如，一些城市在拆除农民工居住集中区——城中村时应谨慎；另一方面，应多让农民工参与到所在地的管理和基层选举中，赋予农民工更多权利。

    王佃利指出，无论是在落户、就业，还是医保、子女入学方面，当下大多数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都比较严重，想要真正使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须在这些领域内给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同时提供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而且，对于国家的各项农民工政策，一方面应注重实际执行效果；另一方面，要避免出现政策的不均衡状态，制定政策时不能只考虑急农民工所急来“打补丁”，而是应对解决农民工问题做全盘考虑。

    “从实践来看，当下对农民工的歧视不仅只停留在制度、法律层面，还体现在观念、心理和文化上。对农民工歧视的法律和制度固然可以废除，然而消除观念和文化上的社会歧视和排斥更为困难。这就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媒体进一步加大对公民平权理念的宣传，消除歧视农民工的文字、语言和符号，从而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平等和心理融合。”高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