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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取消高考的声音此起彼伏。近日出现的湖北孝感的“吊瓶班”、东莞的“赤膊班”等事件，再次把矛盾指向高考。对此，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认为，“很多人认为高考就是万恶之源，觉得取消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取消了会更乱。”在他看来，高考取消后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免试推荐上大学，免试推荐的结果是“开后门”成风，社会不公成风。（《深圳特区报》5月27日）
刘校长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对“取消高考”的基本态度。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前副部长赵沁平就表示，“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还相当大，高考仍然是现阶段相对公平的一种方式，如果取消，会导致更严重的、新的教育不公平”，其本人甚至断言，“如果你在网上发个帖子，宣布取消高考，我想可能会遭到80%网友的反对”。
我更愿意把这种对于高考改革的态度称为“公平焦虑”，即反对“取消高考”的人，本质上并不反对高考改革，也不认为当下的高考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安排，他们实际上反对的是在公平缺失之下走了样的改革！可以说，在普遍的“公平焦虑”之下，不要说根本性的改革，就是试点改革也会如履薄冰，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比如，北京大学推出的校长实名推荐制，轰轰烈烈的试点改革换来的并非改革者期许的“放手推荐”，而是中规中矩的“按平时成绩推荐最优者”。
试点改革尚且如此，大规模的改革更是一种奢望。没有试点作改革的基础和支撑，即便再激进的改革者也很难下定推行大规模改革的决心。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肆意蔓延的“公平焦虑”，会让任何改革都没有推进的余地，因为但凡改革，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渐进过程中种种的不够完美，就是推进改革所应当付出的代价。这样的观点看似有道理，却没有解决“公平焦虑”所触及的实质性问题。
事实上，改革过程中的“公平焦虑”，既是对结果的焦虑，也是对过程的焦虑。没错，改革需要成本，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问题是谁来承担这样的成本和代价，有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分担机制？谁来监督好问责改革结果与改革者所宣称的改革愿景之间的不一致？如果这些基础性问题都解决不了，改革者勾勒的改革愿景再美好，也是缺乏足够吸引力的乌托邦。这种情况下，即便大家都觉得现实已经积弊重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理想层面的“都觉得要改革的共识”也要让位于现实中的维持现状。
现实中，很多的改革都是这样。当大家满心欢喜对改革愿景充满期待，改革的实际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以中国地域之大、局面之复杂，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但这并不能成为改革走样的借口，尤其不能成为“关门改革”的理由。历史实践早已证明，很多“谋于密室”的改革，当改革的潮水退去时，人们毫无意外地发现，发端于“公平焦虑”的改革，最终都会让“公众更加焦虑”。所以，今日中国之改革，若要重建共识，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公众日益严重的“公平焦虑”，而解决之道无非是让公众切实参与和监督改革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