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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昨天凌晨，我发现了一个叫“战拖会”的组织，并因此决定了这篇稿件的选题。
在此之前的整整一个白天，我曾看到这样几个话题：敢于吞下血吸虫、盐酸以及尝试各种疯狂实验的生物学家，与人类基因组有98%相同的两种黑猩猩，以及一个试图帮助门将提高扑救点球成功率的科学研究。
然后我分别关注了他们，一下下，便愉悦地投入到了观赏NBA、睡午觉、在网上乱转的无聊生活中。
直到我发现了战拖会，一个以挑战拖延症为主题的互助网站。上面有着拖友们立下的鸡血帖、毒誓帖、监督帖，以及刚挂出不久的新书推广贴，上面赫然写着——《拖延心理学2》出版啦。
好吧，这让我想起两年多以前，我的另一位同事曾忧心忡忡地关注了《拖延心理学1》这本书，那时我还是个乖乖的实习生。如今，我已经成长为部门最令人堪忧的“拖拉机”，而那位同事，则似乎更加忧心了，因为她变成了我的编辑。还有一个必须交代的背景是，这两年里，我又多了4位“长江后浪拖前浪”的新同事。
这充分论证了《拖延心理学2》登上历史舞台的必要性。按照作者皮尔斯·斯蒂尔的定义，拖延症就是出于自愿地推迟某事，尽管这样的耽搁会让你更加难受。
而这种怪异的非理性，可以用经济学家乔治·卢文斯坦做过的一个经典实验做出解释：参与者被要求为自己选择一部当晚观看的电影和一部第二天晚上观看的电影，结果是，人们倾向于选择通俗喜剧和大片作为当晚的选择，而将严肃题材作为次日的选择。
这是因为，人们在考虑将来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但是，由于现实的切近，短期考虑压倒了长期目标。最可怕的是，将长期目标推迟到明天时，我们并没能考虑到，明天推迟这一选择的诱惑会跟今天一样强烈。
原来叫好不叫座的片子就是这么出现的。事实上，就在前天夜里返京的飞机上，我便在《碟中谍4》与《拆弹部队》之间选择了前者。对了，旁边的记者朋友竟然果断选择了《卡萨布兰卡》，真是前途无量。
当然，和我一样的“拖拉机”们大可不必自卑。要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曾拖了8个月才把朋友的行李从印度邮寄到美国，以至于他在论文中还念念不忘：“8个月里每早醒来我都决定第二天早上去把箱子寄给斯蒂格利茨。”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也有拖延的毛病，为此他不得不让管家把他的衣物藏起来，选择赤身裸体地写作，以使自己无法外出。
其实，就连皮尔斯·斯蒂尔教授本人都是个标准的“拖拉机”。斯蒂尔的一个兄弟在写给他叔叔的信中写道：“你听说皮尔斯的研究课题了吗？他扮拖延症专家扮得有模有样，哗啦哗啦地发表文章，这可笑死我了，在高中和大学时代，这家伙的‘拖功’不是无人能敌的吗？”
鲜为人知的是，“拖延”并非自古就有。这个由拉丁语衍生来的短语在16世纪才进入英语，到18世纪，萨缪尔·约翰逊将它描述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具有的重大弱点之一”，而根据皮尔斯·斯蒂尔的研究，从1978年到2002年，承认自己有拖延症困境的人数百分比翻了4倍。
斯蒂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出现，人们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契约、承诺与期限要求，这使得拖延成为一种现代病。的确，在刚能直立行走的年月，我们的生活不过是走路吃饭、愣神儿睡觉，谁知道会有写稿子这种事情出现呢？
如今，如何对抗“拖延”，已经成了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2008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个博士生写了一个叫“自由”的软件，会在上网8小时后自动断开网络连接，现在已经有了近8万名用户。除了自我捆缚，将模糊的远期任务拆分为具体的短期任务也是一个选择。比如，童工出身的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便在25岁时给自己列下13条必备美德，并以星期为单位逐项训练。
当然，拖延症的一个可怕之处在于，人们会推迟处理自己的拖延问题。斯蒂尔教授用了1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关于拖延的研究，以至于报告发表那天，一家媒体在报道中打趣道：对不起，我们晚来了10年，因为研究的是拖延症。
好吧，当我进入战拖会时，曾点击了屏幕右上方的注册栏，一行文字出现在眼前：不拖了，这就注册。
如你所料，我决定先去睡觉。
《拖延心理学2：用拖延方程式战胜与生俱来的行为顽症》
皮尔斯·斯蒂尔 著，陶婧、周玥、曹媛媛 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