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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重庆市国资委关于做好2012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下发。通知明晰了国企领导干部需上报的个人收入、房产等14个类别情况，并规定需报告人群包括市国资委机关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领导人员等。在此背景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再次成为反腐焦点。
近年来，国外多次成功实践经验都已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防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我国也先后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规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1994年，《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2001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出台；2010年6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出台，要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报告本人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等事项……
然而，财产申报的防腐效果仍不尽如人意。以近期备受关注的“裸官”群体为例，据今年年初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覆盖全国23个省市、近3000人参与完成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如何监测公职人员的不法资产转移，以及核实其海外资产状况仍是治理难点。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庄德水认为，财产申报是一项基本的廉政制度。当前，我国虽已出台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相关制度，但更多是形式上的申报。“申报之后缺乏后续的公开、存储和追查机制。这样一来，财产申报在官员心中的威慑力和民众心中的公信力自然会降低。”他说。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学专家竹立家表示，若期望已有政策落到实处，应当更为系统地明确两个主体。“首先是申报主体，目前相关法规尚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我认为，应当以官员家庭而非个人作为申报主体，这样能有效防范一些官员通过家人转移不法财产。其次是治理和监督主体，财产申报由哪个部门主管、出了问题由哪个部门负责追查，需要更为详细的防腐顶层设计。”
“如果前期的预警、监测、申报等环节都很到位，很多腐败案件都能避免，类似官员毫无征兆外逃的现象以及反腐成本都会大减。”庄德水说。但他认为，目前在全国大范围推行财产申报制度难度较大。“大面积推行会遭遇巨大阻力，关键环节也难以落到实处，反而可能导致制度流于形式。”他说。
因此，他建议，官员财产申报应当寻找合适的切口：在纵向结构中，应当抽取更具示范意义的部门体系作为改革试点；在横向结构中，应选取更有样本意义的地方试点。
他还建议，可在预防腐败局等机构中考虑设立专门负责财产申报、民众投诉的机构，其职责应当类似于美国的政府道德署。“除此之外，现行的相关法规大多散见于各种规章制度中，尚缺乏一部统一全面的专门法律。”他说。
对此观点，竹立家表示赞同。“我们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系统的法律统领全局，构建更为严峻的法律环境。如果只是从政策和法规层面约束，强制性和威慑力都不足。”他说，“如果进而建立包含税务、房产等部门的全国性信息网络，根据官员级别、职务分类管理，那么财产监管将更为有效。此外，还应将官员财产公示与金融实名、家庭税收等信息挂钩。”
据了解，在此之前，我国新疆阿勒泰以及浙江慈溪等多地都曾尝试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09年，阿勒泰地区曾将当地1054名干部的财产申报状况，置于当地廉政网上公开。浙江慈溪也曾将官员申报的内容张贴在各单位公告栏上公示3天。
此后，各方声音却莫衷一是。公众认为，一些地区官员财产公示后“零投诉”，因此质疑“其实质为内部公示”，对其“流于形式”的质疑声不断涌现。在官员群体中，对于财产申报是否会侵害其隐私权的争论也不时出现。
事实上，早在2008年，媒体就曾报道过一组与官员财产申报有关的数据。第一组是网上调查显示，九成民众支持对官员财产进行公示。第二组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的一项调查显示，97%的官员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对此，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评论，直言这是“民意与权力的PK”。
对此，竹立家表示，申报的根本目的就是公开，让公众知情。对社会、公众而言，公开才是财产申报最核心的环节。“官员作为公权力的执行者，有义务让公众了解其真实情况。我们要通过对这一制度的完善，遏制腐败现象演变为腐败文化。”他说。
“部分官员担心财产申报使得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查询流程予以保护。官员财产信息也可根据对个人影响程度分为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两类。”庄德水说，“在隐私保护上，国外已有很多先进模式值得我们借鉴，这并不是阻碍官员财产公开的理由。”
“公职人员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其财产、家庭等信息虽然是其个人之事，但亦可能对公权力造成影响。因此，更好的方法是对公职人员的个人隐私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其实行有效的监督。”韩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