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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考已结束，语文和作文试题一如既往引人注目。如何评价今年的高考命题？高考作文阅卷是否存在“秒杀”和“草菅人命”的情况？在高考的前提下，语文教学如何摆脱应试模式？带着这些问题，高考结束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先生。
今年作文题注重理性思维
北京卷出得不错，有新意
中国青年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请您从整体上评价一下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作文命题的趋势是什么？
温儒敏（以下简称温）：从网上看到全国的和一些省市的高考作文题，总的印象是比较放得开，体式多样，能尽量考虑让绝大多数考生都有话可说；材料作文还是占多数，让学生有想象、思考的空间，但又有一定的限制。和往年比较，还有一点变化很突出，那就是注意往理性思维靠拢。大约有半数以上作文题都是给一些材料（故事、图片或者语录等），要求学生找到材料所提示的核心，展开各自的思考与议论，考查的除了语言运用，很重要的是理性思维能力。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可喜的。去年这个时候我在《人民日报》也曾评论高考作文出题的趋向，认为应当往理性靠拢，摆脱“文艺腔”和套式作文的风气，引导学生多读书，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现在看来，这越来越成为共识。
高考作文题是很难出的。既要体现时代精神，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多数学生有话说，又要考虑有合适的难度。往年很多作文题的题旨太单一和常见，学生很容易把平时准备好的素材装进去，“套式作文”或者“馅饼作文”比比皆是，阅卷时很难拉开距离。今年北京卷出得不错，比较有新意，有适当的难度，不容易套题。所给材料是火车巡逻员每天在深山里守护铁路的故事。考生阅读材料后必须抓住某些可以发挥的要点，比如平凡的工作，执著地有责任感地做事，生活的充实和内心的宁静等。这些都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理解，才能写好，空话套话比较难派上用场，也就比较能考出真实的水平。
但也有些省市作文题比较直白，缺少新意。如四川卷“关于水的讨论”，江西卷围绕“拥有什么”的讨论，新课标卷关于油漆工给船油漆时顺便补洞的故事材料，学生一看就会奔向 “职业道德”等“意义”，容易千篇一律套题，因为难度系数不合适，就不容易考出水平。
记：每年高考结束后，对高考作文的分析就会马上出来，也有不少人会拿当年的作文题目与国外的题目相比，或是与民国时候的作文题目相比，您认为这样的比较是否科学？
温：不能简单地拿外国的作文考试题目和中国高考作文题进行比较。为什么？考试的规模、性质不一样。外国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大一统的高考（韩国等少数国家有高考，但规模较小），他们一般都是“资格”考试（相当于“会考”），是设定的一个基本的较低的“门槛”，过了这个“门槛”，再由考生所申报的学校来组织考核，很看重学生平时的成绩及综合素质。外国的考试不会像中国高考这样“一考定终身”，所以标准可以低一些，区分度不用那么精细，考题也可以灵活一些。
民国时期也不是全国统考，是各个大学独立组织考试，学生可以同时报考多所大学。因为是学校说了算，考试题目往往比较个性化。
而中国的高考是全国性统考，考生多，规模大，牵涉千家万户，公平性不能不放到首位，这种考试政策性很强，是名副其实的“国家考试”。但是，在充分考虑考题科学性、适当的难度系数和评分的区分度等要素的前提下，高考语文和作文的命题也还是要不断改革的。从这一点说，又可以适当参考国外作文考试命题的经验。例如，欧洲有些国家的会考作文题，比较注重考查学生理性思维的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与逻辑能力。死读书的学生，这类题目就比较难做好。我们的高考题历来较侧重描述与抒情，考文笔如何，这要改一改。高中毕业生应当具有一定的理论思维能力，高考作文命题尽量往理性思维靠一靠，这一点可以借鉴外国出题的经验。至于民国时期的考试作文题，五花八门，但又都比较倾向抒情描写。比如，季羡林先生报考清华大学那一年的题目，是《梦游清华园》，很有趣，但不太能考查理性思维。这类题目人文性强，能得到喝彩，但放到现今高考，就不一定合适。
作文阅卷的问题不是“草菅人命”
而是“趋中率”太高，拉不开距离
记：高考作文评分阅卷带有更大的主观性，更容易引起人们的议论，甚至有观点认为，高考作文的评分是在“草菅人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如何才能更科学地阅卷？
温：说高考作文的评分是在“草菅人命”，这就有点过分了。不能把高考“妖魔化”，那样对学生的心智成长是不利的。现在的高考语文阅卷是严肃的。拿作文来说，阅卷之前都有“岗前训练”，标准定得较细，是多个阅卷老师评分的综合，不是一个阅卷者就敲定。虽然时间短，但还是有基本操作要求的。今年很多省市作文考题都往理性思维靠拢，而且难度适当，尽量避免套题作文，这都有利于考出水平。广大考生和家长没有必要听那些谣传，受“高考妖魔化”的影响。
高考阅卷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这里提点建议。根据往年的情况，高考作文阅卷的确存在问题，这问题不是民间传说的“秒杀”，不是“草菅人命”，而是分数“趋中率”太高，拉不开距离。高考语文总分150分，作文占60分。作文评分一般分4个等级，其中二等40分上下（或者35~45分）。据北京、福建等多个省市调查，近四五年来，二等作文卷占75%~80%，一等占8%~10%，满分作文凤毛麟角，35分以下的三、四等也不到20%。其他省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二等分占比重如此大，即“趋中率”畸高，考得再好也很难企及高分，稍有准备就可以拿40分上下，再差也不至于落入三、四等。评分等级的这种非正态分布，不能反映考试水平，对考生是很不公平的。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作文评分有不确定因素，规定同一份作文需2～3人阅评，彼此给分的差异若超过5分，就需重新评阅。这规定本也是为了保证质量，却容易造成阅卷者为求“保险”而求同“趋中”。我曾建议调整高考作文评分等级标准，实施评分正态分布。如果分四等，二等（也就是35~45分）以占50%~60%为宜。应当提高一等的比重，可以达到15%左右。这些可以作为规定性指标。区分度大了，才公平，也才有选拔功能。
高考作文因为趋中率太高，无论怎样都不会太差，也不能太好。结果就给广大师生一种错误印象，普遍认为语文和作文教学“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因而放松语文教学。有的学校校长甚至让语文给其他好“拿分”的学科“让路”。这就是语文教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原因吧。
高考语文应减少选择题
适当增加文言文分值
记：您以前曾说过，高考制度还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因此语文的改革还要在高考的框架下进行。我们如何做才能发挥高考指挥棒的正面作用？
温：都说高考是很无奈的“指挥棒”，那么我们可以试试改造这支“指挥棒”，让它从正面去“指挥”，让教学和社会风气朝积极的方面改进和发展。我提三点建议：一是解决刚才说的高考作文评分“趋中率”问题，让二等分这个“大肚子”减减肥，考分正态分布。二是减少选择题。选择题表面上容量大，覆盖面宽，但有意制造似是而非的“圈套”，考生在这里要花很多时间，试题的难度提高了，区分度反而可能小了。实力较差的考生碰“运气”都可以拿到较高的分数。所以要改进，少出选择题，宁可多出一些填空题。三是关于文言文。今年文言文考分占的比重较大，我认为是合适的。不能因为文言文难学，应用性不那么强，就放弃。文言文是汉语的源头，没有一定的文言文语感，就很难说语文学得好，再说，适当接触文言文，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体验。高考语文中文言文适当增加分值，会刺激与鼓励教好学好文言文。
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增加高考语文总分，可以从现在的150分，增加到200分。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让学生在作文考试中能尽量考出各自的水平。现在语文高考150分钟，由于作文之外其他考题太过繁琐，需要的时间也多，挤给作文的时间一般也就是50~60分钟。在这样短时间内要写一篇800字以上的作文，其实是很难的，别说是中学生，就是中学或者大学老师恐怕也很难写好。如果高考语文的总分增加到200分，其中作文100分，这会极大激励语文教学，重视母语学习。这建议不能简单理解为是为学科“争地盘”。语文教学现在受到很多批评，但怎么改都很难让大家满意，因为这是“基础的基础”；事实上受高考（包括分值）制约，语文“拿分”的确“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就很难得到重视。
“语文是基础的基础”这句话是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说的。语文是综合性很强的课程，也是给其他课程的学习打基础的课程，增加一些总分，大家应当会理解。对高考的“指挥棒”不要光盯着负面的影响，也可以从正面去发挥作用。如果高考语文和作文能实事求是做一些调整改革，让这个“指挥棒”从正面去“指挥”，相信那很管用，能切实提高语文教学的水平。
本报记者 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