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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招的是尖子学生，所以高考分数最好在一本线上50到60分。这就是我的预测分数线。”高考前夕，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武汉做招生宣传时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当校长的时候，就深知湖北生源质量很高。当时，我带的一个学生就是湖北省的高考状元。”
这说明，尽管南科大去年坚决拒绝参加统一高考，但朱清时对于统考选拔人才的效能实际上还是认可的。众所周知，名校之间每年明里暗里都在互相比招收“状元”的数量，和在各省的实际录取线超出当地一本线的分数。这种比赛本身，就是对于“按分录取”的高考制度的肯定。
朱清时校长的一大改革理想——从高二招生——也是如此。它和北大发明的“中学校长推荐制”，以及“×校联考”等等，其实用意都很相近，都是抢在别的学校之前先掐一遍尖儿。大学挖空心思掐尖儿，也说明，他们都承认分数高的尖子生好。
在这次招生宣传中，朱清时校长尖锐地批评“近30年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来”。但他并没有把原因归咎于生源质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大学的办学质量。他讲了两个因素，一是“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个行政单位，学术失去了活力”；二是“现在的大学都是以给学生输送知识为主”。诚哉斯言！
最近，好几位恢复高考初期高分被名校（包括中国科大少年班）录取、而后出国留学的学者，当选美国三大科学院院士。这也证明，现行高考制度的人才选拔功能是不必怀疑的。
高考在人才选拔效率方面当然仍存在很多缺陷。有的是难以解决的，譬如“临场发挥”的偶然性问题。曾经在北京、安徽等地试验过，把“一考定终身”变为“两考定终身”，结果社会成本太高，只好放弃。有的需要通过一些辅助性的制度进行“平衡”，譬如像钱钟书那样数学考鸭蛋的“偏才怪才”容易落榜的问题。这些年，以“不让钱钟书落榜”的名义出台的保送、加分政策已经非常多了，只是大多在执行过程中变了味儿。
也有的问题，是本来有办法化解，但就是不干的，譬如备受诟病的“大作家不会答语文卷”的问题。其实，在恢复高考之初，考生的语文成绩与其实际的语文能力基本相符。问题出在后来引进了美国的标准化考试。客观地说，把语文分为词汇、阅读理解、完形填空、补全短文、概括大意与完成句子等等几大块，统统变成“四选一”的选择题，从考试技术上是一大创造，对于英语这种语言本身也非常合适。参加过类似标准化考试的人都知道，英语卷子的正确答案，确确实实是唯一的。但汉语与生俱来的模糊性，决定了它没法儿用这种办法考试。在“四选一”的备选答案中，往往存在模棱两可、甚至“三可”“四可”的空间。并且，越是平常阅读量大、实际语文水平高的考生，越觉得好几个答案都各有其道理但道理都不充分，因而无所适从！但很多人对此发表不满意见，针对的是整个高考制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而非标准化考试，因为标准化考试是美国人发明的，所以它当然是先进的。
高考制度为绝大多数人公认的优点，是比较公平。民众的普遍呼声，是“怎么改也不要改了公平”。周其凤能从一个穷山沟里的孩子考上北大，步行三天到长沙坐火车来北京，一直到后来担任北大校长，靠的是高考制度。朱清时当年进中国科大读书，也是凭分数考进去的。目前中国各级公务员队伍里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因为1977年恢复了高考，都坐不到今天的位置上，包括现任教育部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978级学生袁贵仁在内。
当然，这种公平也是相对的。如同从选拔人才的效率视角一样，从公平视角出发，高考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有的问题是难以解决但老百姓认账、不提意见的，如城乡中小学教育质量悬殊导致的“先天差别”；如分数线上下一两分就成了两重天。有些是牵涉庞大的利益格局调整、提意见也不管用的，如各地招生名额的计划分配问题。也有的是后天人为制造、且有话语权的人们根本不想解决的问题，譬如英语分数占比越来越高、并且还加试听力，就对农村和中小城镇考生非常不利。全世界没哪个国家的高考像中国这样重视外语成绩，好像也没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以英语教学辅导为主业的上市公司。
以上这些弊端，大多数人已经接受、容忍了。特别是其中“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项目，如外语考试，既已成为定例，大家都不再说什么。现在民众普遍忧虑的是，走后门的途径越来越多，完全凭“裸考”成绩升学的越来越少。像“航模”这样的奢华贵族运动，在个别省份竟然也成为一种高考加分条件，这还有天理吗？朱清时是个理想主义者，大家信任他。但诸多高校一边想方设法对自己教师的子女降分录取，一边还高门大嗓地呼吁“自主招生”，能不让百姓心里添忧甚至添堵吗？
现在，很多人都对高考不满，有的是不满其“低效率”，有的是不满其“不公平”。也有的学者比较奇怪，同时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呼吁取消高考，“埋葬高考制度”。既说：高考改革的方向只能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又说：作为改革对象的现行高考制度只解决了“效率”问题而没有解决“公平”问题，左右互搏，反正从哪个角度说高考都不对。
为了论证自己的先入之见，有人对距今仅30来年、还近在眼前的历史都进行了颠覆性叙述：“30年前，我们为什么要恢复高考？显然是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与原来的‘推荐方式’相比较，考试方式明显有利于城镇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与‘推荐方式’相比，恢复高考以后城镇居民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
但1977年8月初，在著名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第一个当面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的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当时讲述的理由却恰恰相反。他说：“解放前升学要靠钱，解放后17年要靠分，现在靠什么？靠权力。群众有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不推倒‘十六字’的招生方针（即志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查全性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邓小平听了这些意见后当场表态，同意恢复高考制度。“不需要学文化”，无效率也；“只要有个好爸爸”，不公平也。恢复高考，则同时大幅度地增进了效率也提升了公平——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今年上半年，各大高校都在一拨接一拨地举办1977和1978级校友毕业30周年聚会。但我觉得，恢复高考（并且取消“政审”）的历史意义，还仍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它解放了人——不仅是作为生产力的人，而且是作为社会细胞的人，激活了板结的社会阶层结构，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起点。它与稍后进行的农村地富及城镇工商业者摘帽、右派改正、平反冤假错案等一起，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赢得了广泛而牢固的民意支持，进而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胜利，才有中国今天的一切。
从某种程度上说，坚持统考不动摇，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仅仅因为如朱清时等大学校长们普遍认可统考选拔人才的相对有效性，也不仅仅因为民众基本信任以统考来分配受教育机会的相对公平性，而且也因为统考符合国际惯例，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只是统考的组织者，有的是政府，有的是社会专业考试机构，有的是一群学校，各有不同。但不管叫“联考”、“会考”还是“什么考”，全国性统考还是分地区统考，反正都是统考。我们常说美国大学招生如何灵活，其所有的灵活也都是建立在统考的基础上。没有SAT（或者ACT）成绩，恐怕很难找到好的大学收你。目前欧洲许多国家及澳大利亚等招收中国的“小留学生”，就基本上以其在中国国内参加高考的成绩为有效依据，这也是一种认可。
与国外先进做法相比，我们的缺点主要不在“统考”，而在“统招”——在招生环节政府介入过深过细，大学的自主权过小。这方面的改革，完全可以在坚持统考的基础上来进行。譬如，某大学的物理专业在招生时，愿意把物理成绩在总分数中的权重放大一倍甚至两倍，考古专业希望把考生语文试卷中文言文部分的成绩单独统计并划出最低线，这有什么不可以？有的大学希望在统考之外自己再组织一次笔试或者面试，这有什么不可以？
但朱清时以及诸多学者、媒体心目中“最理想”的招生模式——各大学自行组织考试、完全自主录取，则事实上只在“计划经济的老祖宗”苏联实行过，而且人家俄罗斯也已经把它改革掉了。建议朱校长早日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经济理想，学者们也都别再把“苏联模式”作为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
同时，捎带也建议朱校长不要再老说“全世界的高校都是自己学校授学位的，都不是教育部授的；我们国家的教育模式，所有学位都教育部授，这是原来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东西”，因为那不符合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真正需要教育部（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名义）批准才能授予的学位，实际只有“名誉博士”一种。倒是在意大利，硕士以上学位由教育部盖章颁证，大学无权自授学位。意大利获诺贝尔三大科学奖的确实不多，据维基百科统计仅有7位。但该国并没人认为这与其教育部发文凭有什么关联——真有关联的话，人家还不早改啦？
刘汉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