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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北京峰会透露出一个信息，这个最初致力于“反恐”和区域安全的国际机构，正在给自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含义。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越发明显的时刻，这暗示了一个好兆头。
只要抬眼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国土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占亚欧大陆的60%，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加上观察国、对话国等在内，涵盖整个欧亚大陆腹地所有区域。
如果这一地区能够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有可能很快成为过去时。
不论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在强调贸易、投资、能源合作的意义。两国之间双边贸易有望在十年之后翻番，达到2000亿美元。普京总统说要发挥上合组织中“实业家俱乐部”的作用；中国则主动表示，要拿出100亿美元支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项目。
过去10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了6倍。在金融、运输、能源、电信、农业方面，成员国和外围友好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空间，几乎是不可限量的。
一些西方媒体总说，上合组织属于极少数几个没有美国参与并发挥作用的国际组织之一，俄罗斯的军事潜力和中国的经济力量，长期看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扮演着“挑战者”角色。
据分析，美国曾要求成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但被拒绝了。原因是美国在中东及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违背了上合组织“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共同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性的经济萧条，这不论对于上合组织成员国自身，还是对世界经济整体而言，都是件利己也利他的好事。
英国的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曾说，谁能掌控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谁就能掌控“世界岛”。上合组织所包含并影响的区域，毋庸置疑，就是这个能够影响整个世界格局转变的核心区。但真正能够完成这个大整合并不容易。
一些重要的历史经验需要汲取。比如在“二战”前，世界经济被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德国的经济战略家们也希望“和平崛起”，他们的战略目标正是整合欧亚大陆经济。
当时，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卡尔·杜伊斯堡就说，要构建“一个自成一体、自力更生、从波尔多（在法国）到敖德萨（在乌克兰）的组织集团”，成为“欧洲的脊梁” 。这个设想的本质，是将德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与欧洲那些拥有丰富资源储备的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实业-资源”自我循环的强大经济体系，从而摆脱对当时英镑和美元主导的跨国金融体系的依赖。
德国的计划一度进展很顺利，他们同东欧、南欧等国家达成了工业品换资源的默契，用工程物资、农用设备、机械等，从南斯拉夫换来铜、锌和铝等矿石资源，从匈牙利、保加利亚换来大豆等农产品，从罗马尼亚换来至关重要的石油。德法这对“老冤家”，甚至也一度达成经济合作协议。
此后，德苏之间签订了贸易协定，德国将向苏联提供建设工厂和石化工业的机床、设备、船舶、车辆、度量衡仪器和实验室设备，苏联则要为德国输送石油。这个“经济大战略”甚至考虑到，准备将德、意、日、苏四国的经济联合起来，从而控制“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整个欧亚大陆。
但希特勒后来改变了主意，他以为德国机械化军团的“闪电战”有更高的“整合效率”，并严重低估了苏联红军的韧性，最终自取灭亡。
从今天来看，怎么开辟一个容量足够大、区域足够广、人口足够多的货真价实的新经济增长空间，而不是在既有的市场中拼个你死我活，显得尤为重要。
上合组织强化区域经济整合功能，恰好有可能冲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红海”竞争，唤醒“欧亚大陆经济带”这个沉睡的巨人，让其带领世界经济走入新的“蓝海”。
类似的战略思路其实一直存在。从中国连云港出发，贯穿整个大陆“腹心地带”直通欧洲的“新亚欧大陆桥”，很早之前就已开通运行。尤其结合中国“高铁”战略的推进，打通“新丝绸之路”、铺就一条大陆经济的“金色走廊”，已经不只停留在设计图纸上了。
有人还把这上升为“海权时代”向“陆权时代”转换的关键枢纽。一旦中国在欧亚大陆高铁制式的创建中发挥作用，并通过上合组织等协调机构，构建新的国际经济标准和游戏规则，就将像英、美在海权时代建立的国际秩序一样，完成新一轮的全球经济重塑。
高速铁路在成本、能耗、舒适性、安全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很可能引发全球性的交通运输体系革命。仅从能耗分析，假设高铁能耗为1，则小汽车为5.3，飞机为5.6；一条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占地面积是复线高铁的1.6倍，一个大型飞机场占地面积相当于建设1000公里复线高铁。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据此认为，中国如果能够对外是输出“高铁网”，将完全扭转“中国制造”低端加工者的地位。
显然，这应当成为上合组织经济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没必要对当下全球经济形势的过渡担忧。对中国而言，想象一下“欧亚大陆经济带”，通过上合组织这个平台，积极推进欧亚大陆国家的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工作，则是“给人们带来信心”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同时，对于拉动中国国内经济走出低谷，从容、有序向中西部倾斜，调整从前过于偏重东部地区而造成的结构失衡、区域失衡状态，“欧亚大陆经济带”也有重大意义——它可以给过剩的资本和产业转移带来巨大的运作和腾挪空间。
当然，从地缘经济视角上看，中国具有“倚陆向海”、“西接能源、东联财源”的天然特性，这意味着，回望欧亚大陆深处、耕耘“大陆经济”，与继续面向海洋、扩大“海洋经济”之间并不矛盾。
新一轮全球化应该是“海陆协调”的全球化。“海权”与“陆权”，更不应变成中国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应确立为相辅相成、统筹融合的大战略。
众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