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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创新有差距，更重要的问题是创新有很多误区。只有解决了差距和误区，我们的创新才有真正的突破。”日前，上海交通大学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孟宪忠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的“深度思考论坛”上，分析了中国经济创新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中国经济的创新差距到底在哪里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GDP不等于国家竞争力，一个国家所处的产业层次才是国家竞争力，一个国家所处的产业环节才是国家竞争力。”孟宪忠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产业层次低、产业环节地位低的两低现象日益严重，而国家产业层次升级与产业环节优化的实质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我们与美国的创新差距在日渐拉大，归根到底，国家创新能力才是国家竞争力，国家的创新能力才是国家财富的不竭源泉，国家创新能力才是国家安全的依托。”
“现在我们的GDP确实排在世界第二位了，这说明我们有竞争力，说明我们在世界经济竞争当中领先，说明我们富有了吗？不是。”孟宪忠指出，现在正处在以经济行业划分的世界，以产业层次划分的世界，“中国制造和由中国制造不是一回事，许多外资企业的产值都进入了所在国的GDP，我们很清楚，这些外资企业在所在国零部件采购的收益，技术品牌、转让费的收益等都是外资企业享有的。”
孟宪忠说，目前全世界六大产业层次按照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价值含量从高往低依次是：尖端技术产业和产品；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领先的工业化产品；近代标准工业化产品；一般终端消费品；工业原材料生产和加工。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层次，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集中在后三个层次。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除了取决于该国在世界产业层次的地位以外，还取决于该国在任意行业产业链环节的地位。中国处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不但是我们产业层次低，我们在任何一个行业的产业链环节也低。”孟宪忠举例说，“中国彩电都是拿来主义，这是中国彩电业的死穴，占数字电视一半以上的高清显示器技术仍然受制于人。”
“美国为什么在各个行业层次都居于领先地位，因为很多新行业就是美国率先创造的。”孟宪忠指出，20世纪以来，汽车制造、化学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信用卡、通讯、物流、快递、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云工程所有这些产业都是美国催生的，“率先创造一个产业，自然居于这个产业的领先地位。另外，美国也创造了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原料、新模式、新制度。”
从统计数据来看，从20世纪到21世纪，全世界在行业、技术、产品、原料、技术模式、经济制度6个方面的前50项创新，美国占了60%以上，而连续比较近20年世界上最具有创新的前50名公司，美国一直占60%~70%，“美国正处在创新的旺盛期，而中国除了制度创新要比上个世纪有明显进步以外，在产业、技术、产品、原料、模式创新方面和美国的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的差距还拉大了。”孟宪忠说。
孟宪忠直言，美国是中国在创新竞争中的主要对手，“要认识到我们在产业地位、技术发明、产品生产、原料形成、模式提出、制度安排方面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与创新的差距”。
经济创新的机制应该怎么建立
“不论从企业层面、区域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我们提高创新能力，本质上就是知识形成、知识转移、知识运用问题，即信息与知识的3C问题。”孟宪忠指出，我国创新的四大问题是：培育各类创新主体；在各领域倡导全面创新；将各类创新结合起来；改变创新机制、创新管理。而针对中国实际，要特别关注个人创新主体和中小企业创新主体。
孟宪忠坦言，创新能力薄弱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的“瓶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仅占25%，研究开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56%。创新研究和政策不能泛泛地号召，应该从创新主体细分入手，开展深入的思考。”
孟宪忠引用美国学者阿玛巴尔的理论说，任何领域，个人创新的实现得益于创新三角形结构，即，有内在创新动机，而不仅仅是外在的经济刺激；有专业知识和超出专业知识的广博经验积累；还必须有与众不同的创新思维方式。而动机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中，并非基于经济考虑的原始“激情”，才是创新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缺少创造，首先是因为我们缺少创造激情，我们创造时有太多的短期功利性目的。” 孟宪忠说，现在很多人乃至社会，都只在意外在财富的刺激，“这会引偏创新的方向。创新需要有专业基础和广博的知识，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知识的碰撞，我们从中学就开始高考文理分科，哪来的综合知识？哪来的交叉视角？哪来的创新能力？”
在总结了众多科学家、艺术家创新主体和创新成功的经验后，孟宪忠发现他们都具有如下七种思维方式，即开放的思维、前瞻的思维、批判的思维、辩证的思维、系统的思维、形象的思维、实践的思维，“我们的思维是封闭、内敛、保守、沉静的思维，是典型的‘隧道思维’，所以改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是更坚决的任务。”孟宪忠直言，扼杀创新最好的办法就是领导先发言，“我们任何一个会议上，几乎都是领导先发言，领导先发言以后，你们谁还敢发言？”
“打开电视机，我们所有的电视都在翻拍，所有的导演都在穿越，而且都是穿越到过去。”孟宪忠称，虽然电影和电视剧只是一个文化现象，但在很多时候，却代表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关注的问题。他举了个例子，全国有2900个主题公园，当然现在90%破产了，但是统计结果显示，这些乐园中有742个三国城、水浒城、唐城、宋城、清明上河图、西游记宫和哪吒宫，基本上没有一个面向未来的主题公园。
走出误区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创新
孟宪忠认为，误区比差距离目标更远，应该研究在创新方面的不足，更应该认识失误，认识政府失灵（如政府负激励）、制度失灵、政策失灵等带给创新的损害，“有时不干扰就是最大的支持”，他提倡切中要害的问题研究，要想促进创新，很重要的研究是有哪些误区。
“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在新经济背景下难道我们的创新方式不要转型吗？”孟宪忠说，“各国的创新实践都说明，在促进创新方面，有时文化比技术、制度更重要，一个国家要有创新的愿景，有形成鼓励自由、个性、包容的创新文化。”
孟宪忠认为，中国要想真正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先不要说有多么好的政策，首先要反思、研究我们的教育、文化、科技、经济、人才，各种制度安排、政策设计是怎样一方面诱发出那么多伪创新，一方面又扼杀了多少真创新。“我们的专利申请和批准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这是好事。但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说，中国华丽专利数量的背后是质量不足，因为我们一多半都是实用新型，这些实用新型有两个问题，一是保护期短，一是在许多国家基本上不太使用我们这些实用新型。所以更应重视创新的质量。”
孟宪忠举例说，原来喝水拿一个茶杯托，叫茶杯托，专利局批准了专利；喝水时没有茶杯托，而是用一个杯子托住，专利局也批准了专利，叫“杯托杯”专利，“要是这些都被列入逐年增长的专利数量，并展开成就宣传，我们就该反省一下这离我们想要的创新会不会越走越远？”
“方式决定水平，我们必须重新思索创新的方式，重新确立创新的方式。”孟宪忠建议，国家应该为创新建立新的基础设施，而这些不是“运动式创新”，比如大造创新园、创新中心，而是建立在智慧和具有共同愿景的人们互动关系上的充满活力的信息平台。
本报记者 周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