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学精神十四年

    一场全国性的教育学术会议上，专家们轮流发言完毕，主持人正要总结，有人高声打断：“咦，董云川还没讲呢？”众人满场寻找，董云川只好从最后一排慢慢站起身来。

    再三推让不过，他拿起话筒：“对于‘中国高校’这样一个‘事业单位’，我越来越搞不懂它的生存逻辑：上面服从于行政的逻辑，下面服从于市场的逻辑，在这样两个逻辑夹击之下，教育放弃了自身的生存逻辑，大学精神只剩一个悬空的概念，没有落地的可能性，实在可悲。”

    座位中有人渐渐变了脸色，大部分人却报以热烈的掌声。

    作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董云川常常受邀参加与教育有关的各种会议和论坛。圈内人都说，董云川不发言，这个会就“不好玩儿”，但他却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往后躲，越来越“不想说话”。

    他说，他一张嘴就不由自主地要“批判”，而且他发现，10年前后论文主题仍旧，悠悠岁月会议牢骚依然。

    1998年，董云川的专著《找回大学精神》出版。这本对高等教育反思的学术论著激起的涟漪，远远超出了普通学术书籍。

    2011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受到书中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在台湾高校内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以及一场超过1700位教授签名支持的联合署名活动，希望找回“教自由、学自由、独立自主、追求真理、培养人才”的大学精神。

    10多年来，这本文集再版4次，“找回大学精神”的呼唤一浪高过一浪，但在董云川看来，大学精神不但没有“找回”，反而背道而驰，走得越来越远。

    书中列举的许多现象都来自他的亲身体验。1983年，董云川从某财经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管理工作，不到25岁便担任教务处副处长，30岁开始执掌教务处全面工作。

    “教师的困顿，学生的迷惘，课堂的没落……微妙的矛盾都在教务处集中起来。”董云川说，在这个“大学运转的核心”，他近距离地观察到大学生态的方方面面。

    他发现，“大学更像政府”，高校越来越行政化。似乎不论是谁，到最后都要弄个教授、博导当当。“校长是官员，学科带头人是干部，博导是一种权力，教授是一种待遇，在职教育变成文凭交易，‘大学’比‘学院’更高级……” 

    董云川对这种现实规则了如指掌，却下意识地抵制。但身处其位越久，桎梏就越牢。“作为一个真学者，鱼死网破也就罢了！怎奈分析来分析去，估计结局大体就是个‘鱼死’而‘网不破’。”

    在高校教务处执掌了12年后，董云川做了一件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事——放弃行政职务，转向学术研究。

    “如果我们这些选择了高等教育研究作为终身职业的人都不能够坚持奔走呼唤，并持守教育的理想，还能指望谁呢？”他说。

    有人为这位当年“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扼腕：按照“正常的路径”，“教务处长当个三五年就混副校长，年龄、资源够的话，再谋个校长也不是没有可能。”

    他傲然答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身边的人说，董云川有“放得下的智慧”。他曾经拒绝了多家媒体的专访，包括某些收视率极高的电视专栏节目的邀请，原因是“名为实之累”；另一回，云南省大百科全书的编委会安排他担任“教育卷”的主编工作。在旁人看来，这相当于确立在云南教育界“执牛耳”的地位，但他婉拒了。他说，我没有时间。

    2002年，董云川调入云南大学，参与创办了中国高校中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院。此前，他批评过“作为学科学术运行实体的院系已经干净彻底地蜕变为一级行政组织，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带头人大多已演变成为在各种资源的泥潭中左冲右突的中层干部”，但这回，他希望在这个只有9名教师、40多名研究生的“大学中最小的单位”实践“柏拉图学园”式的教育理想。

    他推崇物理学家费米的实验小组那样“不拘等级礼仪，气氛轻松，常常一起爬山、打球或集体旅行”的师生关系，希望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高教院的师生都知道，只要“董老”不出差，一定能在办公室找到他。在博士生周宏的记忆中，两年来，从来没有和董老“隔着办公桌”说过话。

    “不管是不是他名下的研究生，敲敲门抬腿就进去。这时，‘董老’一定从办公桌前站起来，将来客让到沙发上，亲自煮水、泡茶、开聊。”周宏说。

    学生们觉得，他有“全天下的好茶”，也有似乎永远也用不完的耐心。6月的一个下午，学生们围坐在茶台边讨论课题进展，董云川打开一包新茶，挨个儿教他们品鉴：“这是一万块一斤的金骏眉噢。” 

    教务处长任上，他曾对西方大学多达数千门的选修课十分羡慕，却难为“无米之炊”：“课程资源不足，因为师资少；招多少老师，是由人事部门限制的。”

    自己带研究生以后，这位不抽烟、不喝酒、极少应酬的导师，会尽可能创造机会带学生出入各种文化场合。他带学生去参观朋友的文博馆，看佛像艺术展，到家具厂去看门板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有一回，董云川在报纸上看到昆明“擦鞋大王”的传奇，便请他到学校“交流人生”。那个下午，学生们围坐在擦鞋匠旁边，欣赏“像007的工具一样整整齐齐的刷子和鞋油”。从董云川开始，每人自己掏钱请他擦了一双鞋，并聆听他的创业故事。听到擦鞋匠讲述他在街头被驱逐、殴打时，一些女生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经常给研究生搞这种‘哭哭啼啼’的事。”董云川笑着说：“因为教育需要感动。”

    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学生身上，从不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学生们都知道，董老说“再想想、再想想”，就意味着“你这个思路还要再发散一点”。

    “但他总是体贴地加上一句：‘不要着急’。”学生周宏说。

    董云川描述理想中的师徒关系是“家养的”、“学员式的”，和每一个学生都保持频繁的交流和大量的对话，学生的每个电话、短信必定回复。高教院成立至今，每年招生规模限制在15人，“死盯着不扩招”。

    “听说别的学校有的老师一人带30多个研究生，哪来的情感，哪来的沟通？我现在带他们五六个——”他抬手指指正在喝茶的弟子们，“像养小猪一样，‘怎么老不出活儿？’整天琢磨着怎么刺激他们一下。”

    在许多场合，董云川痛批学术官僚化、官僚学术化泛滥对大学精神的腐蚀。很少有人知道，他自己在一年年抵御越来越强劲的“官博”冲击。

    每年博士招生前，穿梭不断的说客、不绝于耳的“招呼声”和那些转来转去的“条子”都来了，但他一律不听不见。有人提着东西直接进了办公室，他只有两句话：“好好复习，东西带走。”

    他并非不懂以学术谋权的潜规则，但“不愿意将学术尊严搁置在情网之下”，并毫不掩饰对“官博”的厌恶：“真要进来了，他们读得痛苦，我带得痛苦。何苦！”

    周宏是董云川迄今为止极少在考前见过面的研究生。这位大学老师辞了职，专程从哈尔滨赶到昆明。董云川不忍拒绝，破例和她喝了半个小时茶。

    “他对两手空空上门的我说，可以放心考。”如今已是博士二年级在读的周宏说：“幸亏我没有听别人的建议‘表示一下’，否则我就进不了这个师门了。” 

    作为董云川的第一个博士生，刘永存与导师的感情极深。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女儿到昆明探亲，董云川坚持和夫人去看望他们。

    “那天下着大雨，他们找不到我们的住处，开车绕了半天。”刘永存喃喃重复：“我以为他们不会来了的。下好大雨啊！”

    毕业典礼上，刘永存放声大哭。他以自考生的身份考上董云川的研究生，又接着读博，6年间“天天听董老师传遍楼道的爽朗笑声”，被硬生生“从一个低沉压抑的人”改造得“阳光灿烂”。

    不过，董云川深深感到，这样情同父子、朋友的师生关系越来越稀少，毕业典礼上抱头痛哭的情景这几年难以再现，许多人“连等不到拿毕业证就走了。”

    “大学只有消息，却没了故事。”这位自称“爱大学，爱得无可奈何”的学者叹道，像辜鸿铭之于北京大学、刘文典之于云南大学这样的掌故、融进大学生命的片断几乎绝迹，“现在的大学充斥着同质化的、没有院校特征的‘段子’，没有能让人留恋、伫足、回味的传说。”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故事”。他几十年不变的小胡子、据传相当了得的厨艺，连同他从不发火的好脾气，成为一届届学生中高频度的话题。

    刘永存说，很多场景在自己心中一遍遍重现，原来导师“在骨子里是非常浪漫的”，自己也突然有一日明白了，“董老师以前常说的，‘教育’不是‘教’的，而是‘育’的。”

    很多年前，在一次外出调研的途中，月朗星稀，董云川将车停在路边，看了好久的月亮。

    还有一次，他去台湾访学，在一家农家饭店里和老板聊得兴起，当下成立了一个临时乐队。和着台湾人的小提琴，董老师用美声唱法唱了一晚上英文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