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城市的局限

    当坐落于德国汉堡海港城里的联合利华德语区总部大楼刚刚建成时，该公司的保安部门在一楼大厅里分配了不少人手。但仅仅一周后，这些安保岗位就全部取消了。“因为他们发现，这里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海港城公关部主任苏珊娜·布勒笑着说。

    如今，任何游客或普通市民都可以随意走进这栋豪华的大楼，喝上一杯咖啡，等待观赏楼外易北河上的日落。一切正如布勒所说，“海港城到处都是开放的空间”。

    这是一片不设防的城区，改建自汉堡市的旧海港。等到2025年全部工程最终完成时，它将使汉堡市中心面积扩大40%，是欧洲最大的中心城区项目之一。按照上个世纪90年代就写明的总规划图，海港城将成为高度开放的市中心。从豪华公寓、极具设计感的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到大学、河畔的咖啡馆，这里几乎应有尽有。

    一切都证明着这座新城的野心——它想要结束人们在工作地与居住地钟摆式的两地生活，并创造一个集休闲、工作、居住为一体的生活空间，“一个后现代社区”。

    看起来，这个开放的社区正与蓝图越走越近。当孩子们欢笑着跑过街区时，富有的退休老人正站在窗口看着易北河的景色。为了配合老城区里19世纪建筑砖红色的主色调，海港城与老城接壤处附近的建筑外墙也大多使用了暗红色。因此，游人甚至无法分辨出新、老城区的边界。

    “这是新与旧之间的对话。”布勒指着远处的老建筑，欧洲一些赫赫有名的博物馆也坐落其中，“它们可是我们重要的邻居”。

    不过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海港城却没有它自称的那样开放。价格高昂的公寓租金就足以令大多数汉堡人望而却步了。虽然海港城常常强调“住户的多样性”，2006年就搬来的魏格纳女士却发现，移民家庭十分少见，自己的邻居大多是中产阶级。

    德国《明镜周刊》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写海港城：“这里丝毫不像市中心。事实上，要不是还有一些打开的窗户和人行道上一些遛狗的人，海港城简直就像个大号鬼城。”一些人干脆毫不客气地将新区称为“建筑动物园”。

    作为“明日之城的先驱”，魏格纳相当享受那种一切都在发展的感觉，“人们很容易熟悉彼此，因为我们就像是生活在一个小村庄”。不过，“村庄”却似乎对大自然建起了城墙。尽管汉堡是著名的绿色城市，但海港城中树和绿地都很少。一系列连锁反应由此产生：鸟儿不在这里栖息，成千上万只蜘蛛大摇大摆地占领建筑的各个角落。

    除此之外，作为业主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魏格纳还提出了不少建议，包括海港城应该开一家书店，以及河岸漫步走廊应该保持公有。

    看起来，以上都是些小问题。但在一个全新的社区，任何一个微小的缺陷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隐患。正如海港城集团主席尤尔根·布伦斯·伯伦特（Jürgen Bruns-Berentelg）曾说：“一切物理结构最终都会变成社会性和文化性。”

    那正是20世纪初出现的环境心理学所支持的观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

    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圣路易斯市建造的普鲁蒂-艾戈（Pruitt-Igoe）居住区就是个“臭名昭著的失败案例”。当时的圣路易斯市政府邀请后来设计美国世贸大楼的山琦实建造一批低收入住宅。推崇现代主义设计手法的山琦实否定装饰，运用极简单的工业材料建成了一批高层住宅。

    从建筑学角度看，普鲁蒂-艾戈社区或许是成功的，至少它获得了1951年美国建筑师论坛“年度最佳高层建筑奖”。但随后入住其中的人们却感到整片建筑毫无情感，生硬冰冷得像个监狱。它很快变成了令人绝望的高犯罪率危险街区。1972年3月，圣路易斯市政府在花费500万美元整治无效之后，将已成“不宜居住项目”的住宅区全部炸毁。 

    或许正因此前失败的案例，海港城十分注重与居民间的沟通，甚至聘请了一位社会学家作为其间的桥梁。四年前，正是这位社会学家在走访许多住户时发现，尽管那时在600名居住者中只有40个儿童，但家长们还是迫切地希望孩子们能够拥有一个操场。

    随后，海港城的第一个操场破土动工。

    或许正因如此，在魏格纳坐在海港城的咖啡馆里说起社区种种问题后，她仍旧没有忘记加上这样的结束语：“我们很乐观，要知道，这是一个属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