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反映。当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城镇化会加速,反过来城镇化也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从我国的经验来看,过去11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1年,也是城镇化加速的11年。200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36.2%,城镇人口4.6亿,但是到了2001年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不过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匮乏,资源瓶颈在几个大城市已经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是让农村富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大城市,还是让农村富余劳动力留在当地就地城镇化,这是从中央到地方目前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道路。
在过去几年中,各地都进行着不同的尝试,我们注意到有一种新的做法叫“产业新城”,并已在多个地方有了实践。中国青年报一直关注城镇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我们也希望各位专家、各位嘉宾的观点,能够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带来有益的思考。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
产业新城这种城镇化的实践,确实是中国现代城镇化的一种全新的探索。
城镇化应该有两个或者三个主要的途径。一种途径是自然生成的。西方的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的发现、贸易的促进,然后通过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这个非常稳固的三角推动自然形成的。
西方的城市化是靠市场力量驱动资本,然后不断地实现这种资本、产业的集聚和集中,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增长极,这是很重要的基础。这个产业集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西方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进程。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驱动下,把工业化、城市化跟人、跟文化、跟文明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现在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说城镇化在上边,那么工业化、市场化就是两个底角,这个金三角是推动城镇化的基本力量。而这个基本力量就是不断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尽可能把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通过要素聚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应该是城镇化本身的根本目的,也是一个根本要求。
中国的城镇化曾经走过两条路,一条是政府驱动或者政府策划的城市化,或者叫城镇化。第二条是市场力量驱动的城镇化。我认为这种城镇化方式更加有效,它实际是企业发起,然后与当地需求互动,形成既有民间力量又有政府力量推动的新型的城镇化。
这种城镇化方式借助了企业的力量,或者说借助了市场的力量,借助了资本的力量,实现了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集聚、资本集中,包括各种配套”的城镇化。
它的意义在于有两个力量驱动,从资本角度来讲,它肯定要讲效益。
更重要的是以市场力量驱动的方式,恰恰是跟很多地区渴望通过园区去启动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愿望,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两个积极性的调动,为城镇化开辟了很广阔的道路。
城镇化中有三个问题很重要。首先一定以产业为基础。城镇化以产业为支撑意义很大。第二,得有人气。中国的园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产业没有人。没有人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重视物质生产,忽视生活。第三,城市是现代文明,不仅仅表现在创造多少利润、多少产值,更多的是形成多少品牌,形成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欧洲那些城市,基本上都有很深的文化沉淀。华夏幸福基业的产业新城,提倡产城融合,塑造城市品牌,提倡可持续发展,这很好地解决了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是不错的尝试。具有很多可研究和借鉴的方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岳平:
产业新城集合了两大趋势,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城镇化,将二者整合在一起,解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脱节的问题。
为什么各地热衷于产业新城,不外乎两个因素。
一个是追求园区经济。很多地方发现,园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功能不全,只是一个工业区,居住的、生活的,还有市场配套各方面的功能都不是很齐全,所以园区建设和城镇化之间是脱节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人们感觉工业园区的形式跟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太适应的。为什么?从园区管委会来讲,愿意采取工业区形式,因为管理比较方便,只跟企业打交道,不需要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有责任,所以园区建设的速度比较快,也比较单纯。但是这与长期的发展不适应。
另一个是地区之间增长差异非常大。形成这个巨大差异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要素的差异,第二个是产业结构问题,第三个就是制度因素。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是轻工业化,主要是满足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需求。到九十年代以后重化工业时代,资本向北部和中西部转移,扩大内需,中西部发展速度加快。改革开放初期,中西部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比重比较大,而东部民营企业的制度建设、体制创新进展比较快,地区经济发展很快。
现在新城为什么比园区更重要?因为新城可以在特定的区域给予特定政策优惠,然后给予它一些特定的功能,能够集聚相应的要素,通过要素的集聚、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产业新城摆脱了过去工业化和城镇化脱节的矛盾。很多工业化是建立在农民工区域的基础上,但是农民工并没有在本地转化,而是在不断流动,这代表很多效率损失。同时,这个工业化是没有根基的工业化,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尽管我们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但是有两个方面影响它持续发展,一个是从外向型角度来说,它是建立在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资金、国外的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最典型的是珠三角,发展速度确实很快,但是它的速度是建立在外资基础上的。
前年去广东的时候发现,要素成本已经维持不了,必须转型升级,但是依靠什么转型升级?过去是外资。珠三角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得益于港、澳、台,它最大的优势是掌握全球的市场,有它相应的供应链体系。所以吸引企业到珠三角落户,带动经济增长,但是珠三角这些企业并没有把营销的渠道掌握过来,品牌没有拿过来,技术上不是自主的,所以一旦产业转移的时候还要依靠新的外资和新的技术。
城镇化过去是建立在农村乡镇企业基础上,乡镇企业是离土不离乡,这是我们原来工业园区缺点的一个极端表现,很多乡镇企业没有相应的集聚效应,公用设施不能供应,也不能形成相应的集聚效率,使得后来乡镇企业越来越受到挑战,纷纷向中心城市转移。
现在产业新城的发展,必须解决上述两个脱节。
我们的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但也不能过于强调特色,因为我们城镇化不能违背一般规律。
城镇化本身是等级体系,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功能,不同规模城市有不同的功能。要素都向中心城市、省会城市集中,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我们的城镇化肯定要顺应世界城镇化的规律,进行城市功能划分。新城的发展也必须跟它自身的区域发展水平和它所在城市的功能定位相一致,和它的产业发展相一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
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用很长的话讲城镇化的发展和区域的发展,其中有一段是“城市要夯实城市经济基础,创造就业基础,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加强管理服务,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从顺序和措词的角度看,先讲要夯实城市基础,是把城市基础、城市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城镇化并不是孤立的。每个城市都需要它的产业基础,都需要它的经济基础。华夏幸福基业的产业新城采取产业与城市发展双轮驱动,是比较有效和可取的方式。
城镇化不完全是被动的,不完全是伴随工业化或者产业化的发展。城镇化有它主动的地位,通过它集聚的作用把要素集聚起来,它可以有很多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和新的理念产生。最近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城市作为一个集聚的区域有非常突出的作用。
未来一段时间,城镇化一方面是我们扩大内需或者扩大我们经济增长的源泉,另外一方面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城镇化的作用和地位,我们把它放在多高都不为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刘勇:
城镇化从表面上看是人口迁移的过程,从农村迁到城市,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过程。城镇化的本质是从过去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到城市的生活,背后折射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过程,所以城镇化一定要有产业支撑。过去中国城镇化,如果是成功的肯定是有产业支撑的,如果是失败的肯定是产业和城镇化纽带被切断了的。
我国县域层面工业化水平很低,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非常大的障碍。今年2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去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去年全国农民工2.58亿人,比2010年增长3.4%,这2.58亿农民工实际上对应的家庭还有多少人?至少一比一的关系。
2010年我曾在重庆山区调研过,大部分留守在农村的就是妇女和儿童,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另外,2.58亿农民工飘在城里,成了“候鸟”,在城里除了打打电话,基本没有什么消费。有人说半城市化,有人说准城市化,但是都不是城市化。2.58亿农民工要从事非农产业,但是他的生活方式还是原来的生活方式,折射出我们县域层面城市化发展水平太低了。
中国城镇化面临城市结构合理的问题,就是要有大中小城市,要有特大型城市,同时,中国可能需要数量更多的,围绕大中城市周边的,把某一个单体或者某几个功能放大的卫星城,而不是大城市面面俱到的功能。所以城镇化要面临规模合理化的问题。
华夏幸福基业所建设的产业新城在县域这个层面对县域经济非农化发展会起什么作用?
首先,这个平台吸纳先进要素能力比较强,河北固安吸引300多亿元的落地投资额,是非常了不得的。吸引先进要素不光是资金和技术,可能更多的还是人才。改革前深圳是个渔村,30年后成为一个城市,不是资金把它推起来的,是一批又一批南下的有识之士,人才是一个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
第二,它从规划、建设、实施等多个层面把城市的功能和产业发展高度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很难得的。其他工业开发区做得再好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因为从规划这个层面已经把它巧妙组合在一起。
第三,产业新城是孵化器。中国2000多个县,大部分县是封闭的,传统产业是占主导的,主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是在农村空间发生的,没有强势的龙头外向型带动力很强的企业,这几乎可以勾画出中国大部分县域经济的特点。如果产业新城的运作方式植入下去,它在孵化现代产业上有强大生命力。
第四,产业新城有多个点,可以将以工代农、以城补乡的运作方式注入进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民在更多点上受益于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区域发展。
固安、大厂、怀来的产业新城的运作是高度市场化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下一步发展趋势一定是小政府、大社会,要鼓励和引导更多非政府机构承担政府公共职能。
这种运作方式能够带来什么?
一个是解决困扰大部分县域发展的问题。首先是没钱,怀来在张家口是经济发展相当不错的县域,但园区之间的道路依靠当地财政没有钱去修。再一个是招商引资,华夏幸福基业500人的招商团队,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它很专业化。
第二,可以把更多的优势集成起来,中国2000多个县,这种运作可以有一流的智库,比如华夏幸福基业曾经与德国的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王志纲工作室、和君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美国DPZ建筑设计事务所和EDSA公司、英国阿特金斯公司等国内外咨询和规划设计的领袖企业一起,为园区的定位、规划、产业布局等出谋划策。这对县域经济发展来说很难用钱来衡量,这是先天的优势。
第三,不仅在公共服务领域,也包括在企业管理、公司管理中将先进的理念和战略思路注入进来。500人招商团队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客户管理,我们企业用的是CRM管理理念和系统。编一张大网,面对双向客户,一边是包括固安在内的地方政府,另一边是数量更多的投资企业。每多一个点解决方案就多很多,更多的解决方案就是给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这里面就是把一些先进的、新的理念都放进去,它放出来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
新城本身不是新话题,但是如果给它赋予更多现代意义内涵,这种产业新城在县域层面上就很有意义。很多园区走到现在,发现自己面临的瓶颈越来越多。我们在上海调研也发现了这种特点,上海政府很忧虑,说上海已经进入转型发展期,肯定经济增长速度要放缓,强调结构优化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上海从政府到园区层面,无论是政府办的还是企业运作的园区,都把眼光放到上海以外的区域,它们现在想考察新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林江:
产业新城应该是工业园区或者开发区模式的升级版,或者说它进一步拓展了内涵。原先我们叫开发区,然后叫工业园区,现在提出产业新城,这概念比较新,但它内涵特别丰富。它丰富在哪?双轮驱动,产业带动城市的发展,城市也带动产业的发展。
为什么有城市?城市的产生是降低效益成本,促进分工。产业新城把产业嵌入到城市当中,实际上解决了什么?解决了交易成本降低的问题,也解决了“市”的问题、人气的问题、交换的问题,这样赋予它的内涵肯定就加大了。所以这个方向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产业新城提出产业化,这是这个概念的核心,没有产业肯定不行,但是这个产业应该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我不太认为现在我们选的产业非得经受百年甚至几十年的检验。当务之急,符合现在国家的政策引导和产业发展方向的就行。为什么?没有一成不变永葆长青的产业,比如我的家乡东北,原来是煤炭产业,现在地下一片空,这就涉及到转型的问题,产业有它的生命周期。所以目前符合我们国家主导方向和世界发展规律就可以。我看华夏幸福基业运作的产业新城的产业定位选择电子信息、新能源等等,这些总体上符合国家产业的发展方向,这个方向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产业新城目前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
有些所谓的工业区,没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产业,由此导致所谓的产业园区或者开发区出现产业空洞化。没有产业,这个园区肯定没有生命力、没有人气。华夏幸福基业提出建设产业新城这个概念,提出吸引很多产业入住,特别是还有一个500多人的招商团队,从这点上就很好地解决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
同时,我们产业的选择也要兼顾县域经济当中吸附就业弹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国家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或者创造新的就业弹性怎么样?也就是说GDP弹性逐年递减,什么原因?这跟我们发展什么产业有一定的关系。这意味着全是高端的产业恐怕未必可行。所以产业新城的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同时注意吸附就业。我注意到华夏幸福基业的产业新城是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为区域量身定订做产业发展方向,这一点是正确的。
我很认同产业新城的建设,特别是在县域经济这个层次建设产业新城。吸附就业它未必都是一种生产性的产业,服务业也很重要,我比较认同生产型的服务业,是不是我们产业新城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型的服务业?因为服务业是吸附就业很重要的一个产业,这个模式我觉得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产业新城的建设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方面能够提升消费。纯粹农村的消费和城镇的消费以及中心城市的消费肯定不一样,我们目前的消费是40%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力70%多,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美国的消费力还有70%。有人说中国的消费力未必短期内能够提升上去,但是我们的提升空间特别大,结合起来有30多个百分点。产业新城肯定是以产业带城市的发展,“市”、“人气”等各方面都发展起来,这对消费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