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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歌貌似局面繁盛，实际上是一种尴尬的存在，诗人受到冷落已成不争的事实。当下诗人正试图以各自的诺亚方舟拯诗歌于时代漩涡。在这个文学不被推崇的年代，作为文学骄子的诗歌究竟如何在困境中突围？近由陕西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陕西青年诗选》序中这样叙述：“它不仅是要展示陕西青年的诗歌实绩，也包含浓重的‘告知’意味。这一创作群体在当下时代，有着足够的敏感和自觉以及先锋性，面对变局，他们普遍有着强烈的解决文学与时代内在抵牾的主动性。可以说各有各的解决办法，各有各的应对策略。”该书出版的同时，近日在被誉为“西北第一县”的陕西省神木县召开的“人文神木·陕西诗会”及陕西青年文学协会成立大会上，多名学者、诗人、编者就当代诗歌面临的问题展开激辩。
诗歌的当下处境是一个“根基话题”。作家贾平凹在会上谈到：“缺乏政治关怀的文学，也谈不上对于自由的终极关怀；反之，缺乏文学情怀的政府，必然是一个鼠目寸光的政府。”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阎安认为，政府重视文学、文化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文化涵养和人文内涵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已明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正是诗歌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
诗人、画家李岩常被称为“另类”。他将当前诗坛存在的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现象，称为“封建余毒”，并给予严厉抨击。而他的诗中充满了对“记忆、过往、温暖，以及人之初始”的向往。诗评家沈奇则谈到，中国现代诗人“应该秉承固有的诗歌精神”。也有人批评当代诗人轻浮、毛躁，“失去显示内在、阳刚之气，乃至绵软无力”。
《星星》诗刊主编梁平提到“文化传承”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时空里，陕西是汉赋、唐诗的摇篮并一直牢牢占据诗歌领域的一席之地。不用列举李白、杜甫等显赫的诗人，人们就知道，在陕西这块土地上，诗歌是怎样逼真地深入骨髓。陕西诗歌几乎就是中国诗歌的代名词。
如何让尴尬的诗歌突出重围，重新找到自己的地位？陕西省作家协会正努力用一种世界眼光、全国视野来打破旧体制、旧观念、旧框框，本次诗会即显示出了其包容性和丰富性。
我以为，从作者方面来看，也许诗歌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分行文字”，就是一些掐头断尾的胡话。因此有人大量“借用”别人的文章，美其名曰“先锋诗歌”。近年来许多当红诗人纷纷倒下，原因就是抄袭。而以游戏和功利心态写诗，这是诗人自身对诗歌的不敬，最终只能让读者失望。此外，很多诗人由于难以发表或者稿酬问题纷纷转行写散文和小说去了。
诗歌的创作也应该贴近时代，要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而拒绝一味的追求技巧。好的诗歌，应该是关注生活、能打动人的作品。那种闭门造车式的写作和无病呻吟的作品将“还没有进入视野就很快被淘汰”。 从读者方面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人们也越来越现实，而诗歌能带来什么——它解决不了温饱，有的诗歌甚至不能引发读者的愉悦感和共鸣，更别提引发人的思考。诗歌读者越来越少，在社会生活中处境堪忧。
从社会环境来看，物质时代，诗歌创作需要经济基础。我以为，“文化应该走产业化的路子。”这不是说写诗也贴上商业化标签，而是应当“一手做文化产业，一手搞创作，让经济反哺文化”。一个人无法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试想，如果让诗人整天为生计发愁，何来心思创作？
诗歌的发展需要不断有人去尝试创新。我以为“诗歌民刊”的产生是为了弥补“诗歌官刊”发表数量有限、言论受限的另一途径；网络诗歌的产生、蔓延，对诗歌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诗歌网络应该有良好的管理，力争选出高质量、高水准的诗歌。事实上，近年来各类诗歌选本如雨后春笋。李少君、张德明推崇的“新红颜写作”，诗人伊沙主持的《新世纪诗典》等，对推动诗歌都是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当然也有各种类型的诗歌大赛，对调动诗人的创作积极性有积极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一些诗歌大赛暗箱操作、有头无尾，这对诗歌的良性循环无疑是一种伤害。
马慧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