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给世界遗产戴上利益枷锁

    据说，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不少委员都会唱一首上世纪60年代由嬉皮士创作的歌曲——《元上都》。俄罗斯圣彼得堡当地时间６月２９日１８时２３分，这些委员在第３６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会场上，只用了两分钟时间就通过审议，将中国申报的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2处世界遗产。

    仅隔两天，圣彼得堡当地时间7月1日，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也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中国没有古生物化石自然遗产的空白。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43项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此次两个申报项目都通过审议，无疑是中国之荣耀。

    澄江化石地位于云南玉溪市澄江县的帽天山上，约200个动物物种的珍稀化石陆续被发现，是迄今发现的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种类最丰富的早寒武纪地球生命大爆发的化石遗迹，被称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元上都遗址曾是蒙元帝国的权力中心之一，是目前我国面积最大的单体世界文化遗产，涵盖了遗址本体及其周边敖包群等传统人文景观。

    各国的世界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在让世界看到一个国家古老文明的同时，也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中国此前成功申遗的世界遗产也不例外。

    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二年，旅游门票收入就从18万元增加到了500多万元；黄山成为世界遗产后，旅游收入由数百万元猛增到两亿元。

    这些遗产“成名”后，也有自己的困扰。因为遗产旅游不断升温，经济效益增加，带来种种问题：商业化经营、超容量开发、建设性破坏，导致历史文化景观变质，进而失去其本身的价值。   

    1998年，作为我国首批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因存在大量粗制滥造的人工建筑，被联合国遗产委员会作出黄牌警告：“武陵源的自然环境已变成一个被围困的孤岛，局限于深耕细作的农业和迅速发展的旅游业的范围内。”

    世界遗产不该是座被现代文明围困的孤岛，而遭遇黄牌却并没有拦住侵害世界遗产的脚步。

    2003年，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武当山古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之——遇真宫主殿突发大火，共236平方米的建筑不到3个小时全部化为灰烬。遇真宫失火的根本原因是文物部门违反规定，擅自招商引资，将遇真宫使用权转让给一家私立武术学校，才引来此“火”烧身。

    古老文明遭遇现代文明竟被付之一炬，实在是我们的悲哀。而即使不是大火的毁灭，我们也有不同方式将世界遗产“改头换面”。

    雄壮的八达岭长城脚下修建了各类与之毫不相干项目：熊乐园、蜡像馆、甚至公墓，又有开发商“仰视八达岭长城及古残长城之巍峨壮观”而要建300余套欧美风格的别墅。

    面对世界遗产，我们缺少起码的尊重，以至于在2007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云南三江并流6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

    这些世界遗产被现代文明“糟蹋”，无处不被商业裹挟，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古老文明已丧失容身之所？

    在批评保护不力前，也该看到，准备申遗时，各地政府是非常重视保护的。

    为保护好澄江化石地这片“古生物圣地”，当地政府关停了周边所有磷矿，植树600多亩，复耕450亩，修拦沙坝8座，退耕还林130亩，完成总长10.78公里的帽天山绿色通道建设。而元上都遗址的相关负责单位则在遗址核心区建设了26公里高密度保护围栏，安装24小时视频安防系统，还在遗址周边建了一座气象观测站。

    然而，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元上都遗址和澄江化石地与其他世界遗产一样，也可能面临商业化、市场化等问题，与之抗衡，文明有可能败下阵来。因此，比起花功夫在申遗前做好保护，如何让保护“可持续发展”，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此，中国申遗代表团副团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说：“过去有的人在世界遗产大会上说得很好听，回来后却不是那么回事，在世界遗产保护和监控地带建宾馆、饭店、缆车等。目前，敦煌、周口店、颐和园、故宫、五台山、西湖等世界遗产已建立监测预警体系。从2006年起，因保护不善，致使其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的世界文化遗产，将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警示名单》予以公布。”

    监督机制固然重要，如何让其行之有效仍需做更多考量，关键是我们何时能摆脱经济利益的枷锁，只将保护文明当作一次朝圣。试想，如果走入元大都遗址却遍寻不到一点古老文明的踪迹，那不光是我们的悲哀，更是文明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