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青年”：一段晃晃荡荡的青春

    广东中山最近发生了一起事件，“社会少年”被殴打成为这起事件的起因，在官方通报中，“社会少年”这一称谓闯入人们眼帘，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个即将被淘汰的词组，“社会青年”。有网站和媒体通过专题或评论的方式，来探讨“社会少年”、“社会青年”的历史成因及其内含的歧视性，认为应该去除歧视色彩，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青年人。

    “社会青年”本是一个中性词汇，它的被妖魔化，源于过去漫长一段时期里单一的管理思维。在那段日子，“社会青年”被人为地与学生、有工作的青年对立起来，年轻人被划分为两个群体，且互相存有抵触情绪。在校学生常被家长和老师教育不得与“社会青年”来往，社会青年进入单位工作（哪怕是临时工）也被视为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人回到组织怀抱而成为一名“正常人”。回顾20多年来的“社会青年史”，在无比感慨的同时，能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在推动流行文化的行进方面。属于“社会青年”的流行文化，现在看来，竟然是一段无比美好的回忆。在推动人的精神向自由的方向流动方面，“社会青年”无意间竟做出了一份特殊贡献。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社会青年”的前身，随着大量知青回城，很多人处于待业状态，且当时的大学门槛很高，工作单位又容纳不了那么多落榜学生，游荡在街头的无业青年逐渐成为官方话语体系里的“社会青年”。提及当年的“社会青年”，一并浮现脑海的一定少不了以下符号：喇叭裤、蛤蟆镜、邓丽君、录音机、霹雳舞、荷东猛士的士高……于在校学生眼里，这些“社会青年”身上有令他们即羡慕又恐惧的地方，羡慕是觉得他们时髦、可以爱我所爱，恐惧是觉得平时被灌输太多“不能像社会青年那样堕落”的信息，从而竭力和社会青年划清界限。

    导演王小帅在影片《青红》中对“社会青年”的生存状态有过逼真的描绘，那个最有名的“社会青年”，有着“流氓”的污名，但他的自行车或摩托车后座上，总坐着最漂亮的姑娘。在地下舞厅，学生远远地看“社会青年”跳舞。影片最后，那个和青红自由恋爱的“社会青年”（尽管他已经刚刚成为临时工）被枪毙了，罪名是强奸，影片结束时由大喇叭广播和枪声组成的画外音，是对“社会青年”的一次集体追悼。

    王朔写作于1987年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的《顽主》，也是一部有关“社会青年”的作品。3名无业青年创办了以“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三T公司，他们服务的对象也不乏“作家”宝康这样的“社会青年”。《顽主》的创作背景就依托于“社会青年问题”最为严重的时期，处在各种夹缝中的“社会青年”，因压抑产生了病态人格，对梦想的追求也显得荒诞无比，但他们对旧秩序和旧道德观的冲击也是巨大的。王朔笔下的社会青年，是主角也好是配角也罢，无不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这种态度至今仍在影响着为数众多的年轻人，当下网络文化所拥有的调侃、戏谑、结构等特征，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过去“社会青年”精神的一种继承。

    1999年，崔健写出《混子》，“吃不着铁饭碗像咱家老头子，也不想处处受人照顾像现在的孩子，我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所以有人说我是没有教养的一代混子”。“一代混子”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青年”的形象说法，也成为新世纪到来之前“社会青年”对自身最痛苦的命名。也正是以进入2000年为标志，“社会青年”对文学、音乐、流行文化的热衷开始骤然降温，求生存、求饭碗、求房子、求车子成为“社会青年”的最大追求。此后，人人忙碌，社会无闲人，“社会青年”成为一个落伍词汇，除了在老年人口中或官方通报中偶见这个说法，已无人再提“社会青年”，也少有人再承认自己是“社会青年”。

    从此，“社会青年”成为聚集于广州、深圳等地各种工厂里超额工作、拿着低薪的工人，成为浩浩荡荡在祖国各地飘来飘去的打工族。各行业对劳动力的无限渴求，让每一个年轻人都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晃晃荡荡的青春”。对未来的担忧，也使得他们没有闲暇去阅读、跳舞、听音乐。社会不能再提供“供养”“社会青年”的空间，自然也不再需要这些闲散人群去扮演冲击旧秩序的角色，他们只是“活着”并“活下去”，立于流行文化潮头的他们早已被面孔模糊不清的各种群体所代替。

    一些早已成为知名作家、画家、音乐家的老“社会青年”，在谈论起自己的年轻时代，总会流露出难以遮掩的眷恋，那段时间虽有不少桎梏，但也许是他们思想最为自由、行动最有革命意义的时期，他们的快乐中饱含着痛苦元素，但却是在无声中完成了从推倒到重建的过程，以曾经的“社会青年”身份为骄傲，成为过来人面对污名化的一种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