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地欢迎“廉洁菜谱”

    广州市番禺区正在推行“镇街公务接待食堂化”，包括沙湾在内的3个试点单位已制定公务接待食堂化用餐审批表、用餐汇总统计表、饭堂食材进货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做到用餐开支有登记造册，账目清单有明细公示，食堂开支管理有监督检查，并在机关内部公示栏内“晒清单”，按月公示公务接待用餐开支情况，接受监督检查。（《广州日报》7月1日）

    与过去各地各级层出不穷的公务接待革新举措相比，番禺区此番推出的“廉政菜谱”有两大新意：一是根据接待人数明确了食材数量，二是明确了食材内容即制定了所谓“廉洁菜谱”。制度设计上看，这样“定质定量”的公务接待制度可操性更强，更有利于社会监督。

    就公务接待，其实从上到下早有不计其数的规定。1998年，财政部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对业务招待费的范围、标准、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再次明确公务接待的标准与纪律。虽然“四菜一汤”的接待传统日益鲜见，但如果扎扎实实地按照这些规定落实，就不太可能出现公款吃喝泛滥，更不可能出现“酒精烈士”式的“丑剧”。

    就公款吃喝问题，各级政府甚至每个单位都有自己完善的招待制度，许多领导就此也经常大讲特讲。然而，一旦付诸实践，往往又难以得到有效落实，这其中的原因极其复杂，但主要不外乎，一些招待制度落实的监督重心在于上级对下级，当然也有一些平行监督，不过大都手持领导钦赋的“尚方宝剑”。

    在这样的监督模式下，公款吃喝能否得到有效管理，往往有赖于个别领导的重视程度。因此，偶尔能见到一些地方兴师动众地颁发“禁酒令”。更多地方对于掌控资源分配和个人晋升大权的上级单位，巴结还来不及，又怎敢真刀真枪地兑现招待规定？这样的监督模式，并没有走出权力垂直监督的狭窄范畴：一方面，接待方努力向被接待者表忠心和热情，另一方面，受到隆重款待又肩负监督重任的被接待者，有几个真能黑得下脸？

    公务招待能否得到有效遏制，取决于阳光操作，取决于打破权力体内监督的传统范式。所谓阳光操作，意味着必须尽可能公开公务招待信息，比如公开接待对象、食材内容和数量等；打破现有监督模式，意味着必须让公众监督发挥更大力量，最大限度地引入社会监督力量，包容监督“误差”，而不是对于监督中可能存在的那点瑕疵就反戈相击。

    番禺试点“廉洁菜谱”，让过去的模糊规定变得更加清晰，走的是公开透明之路，这值得谨慎地欢迎。之所以“谨慎”，是因为此举能否避免像过去许多公务接待规定那样流于形式，既离不开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更离不开对社会监督力量的充分赋权与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