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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04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影响

我的爸爸

周云蓬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7月04日   10 版)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也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70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一家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整个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窝,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我们家有电视机了,九英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铣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我们家门口,只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地,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还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里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饺子。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20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月,你的伙食费可快没了。有时候,我会偷偷地设想,如果只有妈妈,生活里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16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多了,躺在火炕上,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上一顿痛打,用鞋底子打儿子,那是很有仪式感的老理儿呀。

    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加上酒劲儿,冲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冲,好几个人,拦着,把我拖出门。据当事人跟我讲,我一路喊着“要杀了你”,嗷嗷地,街坊邻居都听见了,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跟爸爸的战争,让我成熟了,明白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到世界里去,讨生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去了天津、长春,一年回家一两次,爸爸劝我努力当个按摩大夫,很保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设计的,我偏不干这行。这时,爸爸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由于技术出众,当了一个小工厂的副厂长。好像还承包了个项目,不过不久,就下来了。他经常唏嘘,那时有人送红包,不敢要,拿工厂当自己的事情去做,结果也没落下好。

    19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从光辉的名著里,从对姑娘们的暗恋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当初不听他的话,学文学,结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带着我去给校长送礼。这时,我感到了他卑微的另一面。见了宛若知识分子的校长,他大气也不敢喘,把装了1000元的信封和酒,强塞入人手里,拉起我,诚惶诚恐地走了。回家,还念叨着,人家是辽大毕业的。后来,中间人告诉我们,没戏。我爸爸毕竟是工人阶级,有觉悟,一听不好使,就去校长家,把钱要了回来。

    对于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然而,父母老了,他们只能在身后,踉跄着唠叨些盼望和祝福。BB机出来了,手机出来了,电脑出来了,他们无视这一切,还专注地天天看着电视,用座机,给远方的儿子打长途电话,害怕电话费昂贵,又匆匆地挂断。有一年,我在异乡,接到了爸爸的一封来信,他很当真的,告诉我,知道我在写文章,他想提供给我一个故事。说我们老家,山上本来有一大片果园,最近都被人砍了。故事完了,他问我,这件事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吗?

    还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身体不好,让我赶快回一趟。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没有。他神秘地告诉我,给我找了个媳妇,马上要见面。原来,我家出租了一间房,给一个在澡堂里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从老家来了,也想进澡堂上班。我爸就动了心,偏要撮合一下,那姑娘碍于住在我家,不好推辞,就说先见见面。这下,我爸当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说,我没兴趣。他就瞪眼了,那你还想找个大学生呀?怕他生气,我只能答应见见,小姑娘,刚从澡堂下班,就过来了,房间里,就我们俩,她问我,在北京干啥,我说,卖唱。她说,那有空去北京找你,那边的澡堂子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具体想知道的是啥,就囫囵着说,大概水很热。

    我也是看过加缪的人了,也是听过涅槃的人了,咋还落到这么尴尬的境地?

    这事情以后,我是发着狠逃离家乡的,如果没国境线拦着,我能一口气跑到南极。

    2000年以后,爸爸有一次搬钢板把腰扭了,于是,提前退休了。他脾气不好,不愿意去公园跟老头、老太太聊天儿下棋,天天闷在家里,躺床上抽烟看电视。结果,得了脑血栓,一次,在外面摔倒了,周围人不敢去扶,有人拿来个被子盖在他身上,直到有邻居告诉妈妈,才被抬回来。从此,他走路要扶着墙,小步小步地挪。每次,我和妹妹回家,要走的时候,他都得呜呜地哭一场。这让我想起20多年前的他,浑身充满了生产力的铁西区强悍的棒工人,拍着桌子,酒杯哐啷哐啷地响。他放出豪言:你们长大了,都得给我滚蛋,我谁也不想,谁也不靠。

    现如今,妈妈说,我们就拿他当做个小孩。耳朵有点聋,说话不清楚,颤颤巍巍地站在家门口,盼望着我和妹妹这两个在外奔波的大人早点回家。

    (作者系歌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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