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勿以成败论书生

    作者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传奇。单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此君一生可谓失意落魄之至：早年在日本出任留学生会总干事长，主张采用温和手段与日本政府交涉，维护在日清国留学生权益，却被昔日同窗骂作汉奸，仓皇避祸；辛亥革命前后，坚持稳健的君主立宪立场，意图阻止战乱流血，反遭各方的讥笑与谩骂；欲做袁项城的帝王师，可在洪宪皇帝气焰熏天之时不仅未谋得个正经差事，在其败亡时又成了帝制祸首，无一人出保；晚年为帮助好友孙中山完成北伐大业，斡旋于北洋各军阀之间，奇计频出，却总是功亏一篑。

    然而，杨度又是了解近代史时绕不过的人物。他早年所做的《湖南少年歌》是一首堪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相媲美的名篇，其鼓舞人心的作用遗泽至今；他本人也是近代中国宪政专家第一人，对宪法、政体和国体的认识可谓开中国近代学术之先河。更有意思的是，观杨度一生，思想几度嬗变：此人从早年的君主立宪派，变为晚年的共产主义者，如同一个“近代思想标本”，具有相当大的研究价值。

    这样一位思想经历丰富的大家，自然不乏为其著书者。仅以1949年后而论，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就曾为其父亲写下《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一书，而以写近代史见长的作家唐浩明也曾写下三卷本的小说《旷代逸才杨度》。然而我以为，这两本书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类著作：前者作为杨度亲人的回忆录，立场难以说是客观公允的。而后者的文学色彩过于浓厚，细节上的自由发挥往往会不利于真实历史的还原。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晶萍著《书生襟抱本无垠·近代风云人物杨度》（下文简称《杨度》）作为一部“正传”，适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杨度》第一个出彩的地方，在于其对杨度这一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形象严谨而详细的还原。由于各种原因，近代史在中国往往被置于某种“宏大叙事”之下，由此各色人物也按班排次，纷纷戴上“革命党”、“保皇派”、“民贼独夫”的脸谱。这一点上，即使是经历丰富、思想复杂的杨度也不能幸免：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杨度只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作为一名思想落后的保皇党而不值一哂。

    然而在《杨度》一书中，张晶萍凭借自己深厚的史学功底，援引日记、通电、诗词等第一手资料，对杨度各时期的思想进行了“现场式的还原”，将其一生的心路历程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作者笔下，杨度早年欲为帝王师的干谒之心，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爱国豪情，在辛亥革命风云际会之时的摇摆立场，在袁世凯复辟时的痛苦挣扎，都显得极为生动和真实。而透过描写孙中山、黄兴和夏衍这些历史上的名人与杨度的交往乃至交心，也从侧面印证了杨度并非一个反复无常、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杨度在近代史的许多重大关头的抉择之所以让人不齿，往往只是由于他作为一个书生的固执而已。

    作者的这番努力，无疑可以改变大部分读者心中对于杨度“保皇派”、“帝制余孽”的刻板印象，对于希望从不同侧面去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读者而言，《杨度》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资料。

    资料详细、描述中正客观，是一本人物传记的基本要求。而作者对所写人物的评述，则是整本传记的灵魂所在。这一点，正是考验传记作者思想水准的地方。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之所以被评价为“以第一流之文笔写第一流之人物”，固然有两人声名的原因，但更多的，乃是来自梁启超在传记的第十二章《结论》中对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之间的对比和评点。这也是《杨度》一书超出其他众多杨度评传的地方。以张晶萍描述杨度在《钦定宪法大纲》一事上的态度为例：由于众多学者将《钦定宪法大纲》与“皇族内阁”当做清政府欺骗民意的阴谋，因此对于该宪法的辩护者，杨度也饱受非难。对此作者并未人云亦云，而是考察当年的资料，找到了杨度在宪法大纲颁布前后所发出的一则通告。在通告中，杨度指出该宪法虽然有诸多问题，但毕竟让一个虚无缥缈的“宪政”成为有明确施行步骤的计划。基于这一点，杨度反对当时过于激进的主张，强调“大局”和“长远利益”。在引用完上述资料之后，作者很精练地将杨度在1911年前后的思想归结为“稳健”两个字，恰当地阐释了杨度在辛亥革命前后一以贯之的政治态度。此类例子在书中俯拾即是。张晶萍虽然未如梁任公一般专门开辟一章评述笔下人物一生之功过，但其对杨度政治思想的评议，却如吉光片羽一般，散落在全书各个角落。

    当然，可能是受到当代通俗史学读物整体风格的影响，书中部分地方的遣词造句上略显轻浮，然而瑕不掩瑜，《杨度》仍然是一本有助于了解近代史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