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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0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独立书评

杨度:勿以成败论书生

——评《书生襟抱本无垠·近代风云人物杨度》

丰钊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7月10日   10 版)

    作者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传奇。单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此君一生可谓失意落魄之至:早年在日本出任留学生会总干事长,主张采用温和手段与日本政府交涉,维护在日清国留学生权益,却被昔日同窗骂作汉奸,仓皇避祸;辛亥革命前后,坚持稳健的君主立宪立场,意图阻止战乱流血,反遭各方的讥笑与谩骂;欲做袁项城的帝王师,可在洪宪皇帝气焰熏天之时不仅未谋得个正经差事,在其败亡时又成了帝制祸首,无一人出保;晚年为帮助好友孙中山完成北伐大业,斡旋于北洋各军阀之间,奇计频出,却总是功亏一篑。

    然而,杨度又是了解近代史时绕不过的人物。他早年所做的《湖南少年歌》是一首堪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相媲美的名篇,其鼓舞人心的作用遗泽至今;他本人也是近代中国宪政专家第一人,对宪法、政体和国体的认识可谓开中国近代学术之先河。更有意思的是,观杨度一生,思想几度嬗变:此人从早年的君主立宪派,变为晚年的共产主义者,如同一个“近代思想标本”,具有相当大的研究价值。

    这样一位思想经历丰富的大家,自然不乏为其著书者。仅以1949年后而论,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就曾为其父亲写下《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一书,而以写近代史见长的作家唐浩明也曾写下三卷本的小说《旷代逸才杨度》。然而我以为,这两本书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类著作:前者作为杨度亲人的回忆录,立场难以说是客观公允的。而后者的文学色彩过于浓厚,细节上的自由发挥往往会不利于真实历史的还原。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晶萍著《书生襟抱本无垠·近代风云人物杨度》(下文简称《杨度》)作为一部“正传”,适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杨度》第一个出彩的地方,在于其对杨度这一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形象严谨而详细的还原。由于各种原因,近代史在中国往往被置于某种“宏大叙事”之下,由此各色人物也按班排次,纷纷戴上“革命党”、“保皇派”、“民贼独夫”的脸谱。这一点上,即使是经历丰富、思想复杂的杨度也不能幸免: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杨度只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作为一名思想落后的保皇党而不值一哂。

    然而在《杨度》一书中,张晶萍凭借自己深厚的史学功底,援引日记、通电、诗词等第一手资料,对杨度各时期的思想进行了“现场式的还原”,将其一生的心路历程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作者笔下,杨度早年欲为帝王师的干谒之心,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爱国豪情,在辛亥革命风云际会之时的摇摆立场,在袁世凯复辟时的痛苦挣扎,都显得极为生动和真实。而透过描写孙中山、黄兴和夏衍这些历史上的名人与杨度的交往乃至交心,也从侧面印证了杨度并非一个反复无常、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杨度在近代史的许多重大关头的抉择之所以让人不齿,往往只是由于他作为一个书生的固执而已。

    作者的这番努力,无疑可以改变大部分读者心中对于杨度“保皇派”、“帝制余孽”的刻板印象,对于希望从不同侧面去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读者而言,《杨度》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资料。

    资料详细、描述中正客观,是一本人物传记的基本要求。而作者对所写人物的评述,则是整本传记的灵魂所在。这一点,正是考验传记作者思想水准的地方。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之所以被评价为“以第一流之文笔写第一流之人物”,固然有两人声名的原因,但更多的,乃是来自梁启超在传记的第十二章《结论》中对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之间的对比和评点。这也是《杨度》一书超出其他众多杨度评传的地方。以张晶萍描述杨度在《钦定宪法大纲》一事上的态度为例:由于众多学者将《钦定宪法大纲》与“皇族内阁”当做清政府欺骗民意的阴谋,因此对于该宪法的辩护者,杨度也饱受非难。对此作者并未人云亦云,而是考察当年的资料,找到了杨度在宪法大纲颁布前后所发出的一则通告。在通告中,杨度指出该宪法虽然有诸多问题,但毕竟让一个虚无缥缈的“宪政”成为有明确施行步骤的计划。基于这一点,杨度反对当时过于激进的主张,强调“大局”和“长远利益”。在引用完上述资料之后,作者很精练地将杨度在1911年前后的思想归结为“稳健”两个字,恰当地阐释了杨度在辛亥革命前后一以贯之的政治态度。此类例子在书中俯拾即是。张晶萍虽然未如梁任公一般专门开辟一章评述笔下人物一生之功过,但其对杨度政治思想的评议,却如吉光片羽一般,散落在全书各个角落。

    当然,可能是受到当代通俗史学读物整体风格的影响,书中部分地方的遣词造句上略显轻浮,然而瑕不掩瑜,《杨度》仍然是一本有助于了解近代史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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