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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学聚会，说起30年前满街文学青年，不看《十月》、《当代》、《收获》、《译林》什么的你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如今满街不知什么青年，反正还看《十月》、《当代》、《收获》、《译林》什么的你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哎，说真的，这几本文学杂志还生存着吗？”网友“叶文的一叶无话”在微博上这样发问。
这些纯文学杂志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但眼下它们确实生存艰难。
就在6月26日，于1994年创刊的纯文学杂志《大家》，因被曝出其“理论版”一号多刊收取版面费，而被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责令其停刊整顿。一时间，众生哗然，该杂志被指“敛财”。
如今，像《大家》一样面临困境的纯文学杂志并不少。可就在30多年前，杂志《十月》第一期出来后，北京文学圈的人奔走相告，作家刘心武的作品《爱情的位置》经电台广播之后，竟收到几千封读者来信。
这些“礼遇”，恐怕是当下的纯文学杂志想都不敢想的。
在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曾是文青成才之路
作家鲁敏的成名过程“非常老实也非常典型”：投稿、发表、选刊、获奖。
“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寻找李麦》，刊登在当时天津的《小说家》杂志，同期刊发的还有作家严歌苓、二月河、陈丹燕的作品。”能同这些名家的作品共享一个文学平台，这让鲁敏感到荣幸。
投稿给纯文学杂志，对鲁敏来说，可谓是最传统、正宗的“文学青年之路”。《寻找李麦》一经刊出，鲁敏很快就接到《十月》杂志编辑的电话，向她约稿，她的写作之路便由此开启。
在许多作家眼中，纯文学杂志的地位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相当一部分作家有个习惯，小说要先在杂志发表，然后再交付出版。这不仅是一种传统的习惯性模式，更是一种带有专业姿态的亮相。比如，马原的《牛鬼蛇神》要先在《收获》上发表，毕飞宇的《推拿》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在鲁敏看来，这种发表，带有一种风格定位的“密码”，因为不同的纯文学杂志，标准与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这种发表，在专业圈内的影响与传播很特别也很重要。鲁敏的新作《六人晚餐》就遵循了“老路”，从《人民文学》中走出。
于很多作家而言，文学杂志不仅是作品的第一扇窗，更是对其作家身份的认证。
“回溯过去，纯文学杂志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是文学第一阵地。1949年以后，杂志变得更重要。那时，得到官方认可才能变成作家，才能出名，所谓认可就是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这标志着作家的身份和地位。”著名学者止庵说。
不仅如此，纯文学杂志在信息并不发达的时代承担了更多功能。止庵说：“许多读者了解文坛动向、信息，都是借助杂志。”
《十月》杂志的常务副主编陈东捷仍记得上世纪80年代对文学写作者和阅读者而言，是一个疯狂的黄金年代：“那时的文学期刊几乎享有第一媒体的地位。作家作为明星被追逐，杂志像今天的iPhone一样被抢购，高分考生争上中文系。”
近年来，对纯文学杂志生存的讨论仍有，但直至《大家》出事，人们才将目光再次聚焦在文学杂志的困境上，而一味将责任推给一本杂志，是不是有失偏颇？《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认为：“《大家》卖版面事件被误导和夸大了，如此优秀的文学刊物，竟到了靠办边缘刊物生存，本身就是文化界的耻辱。一些省给几百本印量的杂志动辄几百万元资助，而更卓越的《大家》一角钱没有。为何没人追问那些花钱买版面的人都是谁？学术体系评估为何如此可笑？”
纯文学已被伤害得遍体鳞伤，纯文学杂志的黄金年代是否还会再来？
自娱自乐还是死而不僵
“全国的纯文学刊物就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为了培养本省作家，没有市场影响力，多数是这样。还有一类是《当代》、《十月》、《收获》等，这些刊物属于每况愈下但死而不僵的状况，还能勉强自负盈亏，不过已谈不上发展。从商业的角度讲，每况愈下就是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当代》杂志副主编洪清波对当下文学杂志现状这一问题，已经被问烦了，他认为纯文学杂志的现状是有目共睹的。
有的自娱自乐，有的死而不僵，却难有一本纯文学杂志有从前的影响力，它缘何走入这样的囧途？
在鲁敏看来，缺乏资金支持是原因之一：“据我所知，中国目前一流的文学杂志，背后都有具有艺术眼光和文化担当的资金支撑，有政府的、也有企业的，这种支持值得尊敬。但也有很多杂志缺乏这种支持，因而质量下降，发行下跌，进入恶性循环。但跟文学的好坏无关，只是地域性的财政习惯、文化传统、思维习惯等多方力量博弈后的结果，带有一种很强的‘时代感’。”
鲁敏为没落的纯文学杂志感到惋惜的同时，认为淘汰与退出机制也是必要的，“优胜劣汰，这是艺术与商业的共同点”。
缺乏资金支持是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自去年起，《收获》杂志就提高了稿酬，他们得到相关文化部门的财政支持，专款专项用于发放稿酬。在叶开看来，除了钱外，杂志还有其他问题。
“现在不像上世纪80年代，好作品迭出，那时候做编辑很幸福，不断地看到好作品，也急着想要让它们刊发，但现在，有些作品对于《收获》的标准来讲，是有些牵强的，但是在没有更好作品的时候，我们也得发。”作为一名编辑，叶开比任何人都期待能有好的作品出现，然而，“现在许多年轻人的写作，来不及修改和锤炼，这是相当心浮气躁的做法，是对文学的不尊重”。
除了缺钱、缺稿，杂志本身的功能也渐渐丧失。电视、网络等媒体迅速发展，信息能有效、快速地传播，连出书的周期也在缩短，相比之下，杂志就变得有些“尴尬”。
“原来大家会从杂志上获取新闻，现在我们有更多的途径，因此，杂志与现实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丧失对应时间的关系。此外，上网很容易，出版又非常发达，一个月后，杂志上的作品就可能出版上市，读者怎么会着急买杂志呢？”止庵认为，在功利性选择中，杂志变得弱势，命定如此。
洪清波承认《当代》的读者存在断层，年龄偏大，此外，比较专业的读者也不读这些杂志，转而读畅销小说。“我们做过实验，把杂志推荐给爱读书的年轻人看，他们也很喜欢，所以宣传很重要，应该让年轻人知道这些好文学的沃土，尽管沃土也长‘草’，但不能因此否认它。”
坚持门槛还是让杂志更“杂”
纯文学杂志遭到“围剿”，很难突围，那些仅靠文学理想留在文学杂志社工作的编辑们该如何坚守？
洪清波说：“我们必须接受现实，大家现在读文学就是为娱乐，没打算提高，没打算审美。因为读者有这样的需求，作家会迎合读者。这几家文学刊物努力想不浅俗，可不浅俗的结果是，影响力越来越小。”
尽管如此，洪清波仍认为“坚持杂志的‘门槛’十分重要，纯文学环境不好，但也不要轻易放弃一些东西，该坚守的就要坚守”。
对此，陈东捷十分认同：“现在的确是一个追逐财富的时代，在大众内心，有关财富的梦想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激情。30年前大家排队购买诗集，现在诗人出书基本靠自费，而企业家传记、经管类图书屡屡出现在图书排行榜前列。现在剩下的读者都是相对固定的读者，他订阅或购买一份杂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习惯和对这本杂志的认同。如果杂志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的话，一部分传统读者会弃之而去，而面对激烈的媒体竞争，想发展全新的读者没有多少胜算，所以文学期刊的改版转型鲜有成功者。”
正因如此，“《十月》不制造概念，也不刻意地追求大的变化，只是根据文学的发展和创作阅读的变化进行细部的调整，所以多年来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陈东捷希望《十月》老老实实做自己分内的事。
在这一点上，叶开也深感英雄所见略同：“《收获》不会为迎合大众的口味去改变，我们的变化只是相对的。”
然而坚持是否就能留住读者？
止庵认为，文学杂志应该把自己变得更纯粹，具有别的媒体所不能替代的特性，它的任务就完成了，读者有具体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去看杂志。
但止庵也觉得现在的杂志实在不够“杂”。“呆板、单一，栏目多年不变，使得文学杂志成了一个小圈子。杂志的面貌应该新鲜些，丰富些，读者才会增加，现在有些杂志在走绝路，在这种情况下，把纯文学杂志的困境完全归咎于文学现状是不对的。”
杂志本身需要得到改观，也需要有更多的读者真正走到纯粹文学中来。不过这些文学杂志编辑倒并不悲观：你关注，我们欢迎，你不关注，也没问题，因为这年头，冷门也完全能生存。
当然，文学永远不会灭亡，只是形式上的转变，我们不会失去文学的空气。
鲁敏说：“文学一直在发展变化，从诗词赋到散曲、小说，从期刊到门户网、微博，文学的‘强势’文体、‘流行’文体也一直在更演，但文学对我们的影响，不会变。”
她相信，很多年之后，人们仍然会因为一个很棒的虚构的故事而热泪长流，很多年之后的一个五岁孩子，依然会需要一个睡前童话。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