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电影人要拍的就是当下

    从杭州到北京，连日来，《悲情城市》、《恋恋风尘》等7部经典电影集体亮相大银幕，全部原版胶片，台北直供。作为两岸电影的一次学术交流，这是侯孝贤电影第一次在大陆大规模公开展映。

    作为台湾电影领军人物之一，侯孝贤被称为“亚洲电影的一面旗帜”。他的电影永远取材于台湾本土乡情，大量运用长镜头固定拍摄；他总是站在第三人的位置上，来观察和表现世界。

    “我是电影工作者，我要每天听大众谈什么，否则我就会被架空了。”不开车，不上网，衣着简朴，饮食随意，把自己归为蓝领的侯孝贤，最担心的就是创作能力消失，他始终认为，拉拉杂杂的生活细节最重要，要做导演，首先应该好好生活。

    拍电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中国青年报：你的很多朋友和合作者都认为“侯孝贤基本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而对很多普通观众来说，“看侯孝贤的电影，只能在失眠或酒醉的时候，让他摆布昏昏沉沉的意识，对观者的耐心发起挑战”。为什么会这样？

    侯孝贤：我喜欢拍一个状态，一个情境。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隐藏的，这些隐藏你没有办法表达。小说可以，文字可以，影像就不够用。卡尔维诺在《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里说过：深度是隐藏的，深度就在表面。对我来讲，这些隐藏的信息基本上非常像我的电影。我常说“我的电影没有激情”，就是说在电影里我不喜欢以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表达应该是微妙的，甚至是暧昧、模糊的，不直说而给别人留出想像的空间，这是我喜欢的做法。

    中国青年报：即兴式的街头、乡间实景拍摄，混合职业及非职业演员的真实自然表演，运用画外音、长镜头、空间景深营造的情绪张力及诗意氛围，这是我们所了解的“侯式电影”。现在很多曾经执着艺术的电影人都纷纷商业化了，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讲历史、纪录一个时代、写人面对生活的智慧？

    侯孝贤：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拍这样的电影？我说这完全是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决定的。小时候经常在城隍庙赌博打架，最严重一次是砸了别人的玻璃，警察来抓我，我从后墙逃走。这种环境里，也能赶上好事：每年的戏曲比赛会在城隍庙举行，于是我看了很多戏，见识了各种人，这就是我认识世界的开始。我的背景对成长太重要了，小学时就看完了当地所有武侠小说、翻译小说、黑帮小说甚至各种言情小说，有什么看什么，一直保持这个习惯。这些东西是个底子，所以我的积累是在以前，只是电影这个形式让我找到呈现的方式。

    拍电影就是一个让你认识自己的过程，懂得分辨什么是值得你一辈子遵循的东西。你懂的事情越多，对人的认知也越来越复杂，但基本上就像人的食物一样，你永远会回到小时候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尤其年龄大了以后。你知道你跟全世界很多导演完全不一样，你就很清楚你走的路。

    电影最大的敌人是市场机制

    中国青年报：你的电影很少用明星撑台，即便用了也能发掘到明星少为人知的一面。在电影工业的大格局下，你所坚守的艺术片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侯孝贤：完整的电影工业即商业电影、明星制度，它的成本太大，所以它必须有非常完整的配备。因为电影工业里许多部门在合作，所有东西你都要非常清楚，每耽误一个流程，增加的成本很吓人，所以就要照着蓝图很精准地做。可是我拍片一直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成本比较小，拍的大部分是写实电影，所以我的空间比较大，就算有明星什么的，他们也只是还原到人的个体，我有我的看法与角度。在台湾，文艺片曾经非常卖座，但时代不同了，现在成了“票房毒药”。在我眼里，电影一直只有好坏之分，没有商业、艺术之分。

    中国青年报：日前，国内某知名制片人指出，不论是以张艺谋为首的大片还是国内的小成本电影，都为迎合市场而朝着畸形的道路发展。对此你怎么看？

    侯孝贤：电影作为商品需要回报是天经地义的，但电影毕竟是门艺术，文化的东西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好的电影应该兼顾市场和人文素养。以台湾的电影发展为例，今年是台湾新电影30年，从《光阴的故事》开始，当时台湾社会写实片很多，然后香港电影火起来，某种片成功了，台湾片商就会捧着钱去买，五六年下来没人看了，因为简单重复，没有创新。那时台湾电影整个就是空的，空了很长一段时间，华语片仅占总票房0.2%，直到《海角七号》以5亿多台币票房、近300万观片人次拉回观众。

    中国青年报：按照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的说法，侯孝贤是中国的、传统的。这几年中国元素被好莱坞用得越来越普遍。你认为应该怎样从生活里获取传统文化的力量？我们应该用什么跟好莱坞抗争？

    侯孝贤：好莱坞是挡不住的，全世界都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其抗争，尤其好莱坞片子看久了，对抗起来非常难。7月暑期大片当家，国产片非常惨，几天就下档。好莱坞其实是两岸电影人的主要对手，要做大华语电影，首先掌握类型片的操作，然后回到本土，像大陆的《疯狂的石头》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每个地方要把自己的特色深入挖掘，方言太生动了，有时觉得千篇一律用普通话拍电影很可怕。借助网络的力量和台湾本土文化的兴起，“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在市场化的机制下拥有很好的内涵。

    当今电影最大的敌人是市场机制，掐着我们脖子的也是市场机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仰仗年轻的创作者，但电影从业者成熟很难，除了改变电影的教育方式，还应该从小培养人文素养，从最纯粹的默片开始，听音乐，接触美术。从小就开始让他们接触这些，长大后相信在哪个行业都会出类拔萃。我建议可以先从地方政府做起，等立法还太慢。

    最好的电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中国青年报：我知道《最好的时光》第一段讲的就是你自己的故事，而早期《风柜来的人》更是到处都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生活经验。这种思路会不会限制你的创作自由？

    侯孝贤：当我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很多都是以个人经历为基础拍成的，随着自己阅历的逐渐积攒，就开始去理解别人，而正是这种理解他人的能力使你眼界开阔并开始思考历史事件。本来创作就是有限制的，之所以说“限制反而是自由”，是因为你不必把所有能量用在选择与分析上，而是直接用在往深处走，已经在这个限制的范围了，你反而会非常集中在这个范围里面做得很好。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台湾导演，在你的电影中，一贯地使用台湾本土演员，用方言，反映的都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台湾本土文化，把你的电影串起来，就是一部台湾文化的变迁史。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切入点？

    侯孝贤：拍电影，基本上我喜欢的是真实氛围里面的片段的撷取，当这个东西用得非常不错时，每个人看了会感觉不同。电影其实呈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每个人来讲，它有一个写实的底子，但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看到的完全不同；因为每个人的成长不同，每个个体不同。

    电影人要拍的其实就是当下。我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老鼠爱大米》，这首歌在香港和台湾很多人唱，蛮红的。但是我女儿就说，老鼠怎么会爱大米啊？老鼠应该爱Cheese（芝士）啊！因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告诉你，你们假使拍了自己的当下，全世界都接受，而且非常惊艳。这就是写实的能量。

    中国青年报：如何在快节奏的社会里去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年轻电影人怎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侯孝贤：现在拍电影门槛很低，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团队。真实感会训练你的眼界，训练你怎么去看待周遭的事物，最难的是看清楚自己和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有一天拍西湖，你可以拍出别人看不到的景象吗？年轻导演应该面对当下的真实，这才是最珍贵的。真实的经历、有张力的情节，正是“九把刀”成功的原因。我对他们比较担心的是，如今的电影画面越来越电视化，蕴藏的东西比较少。

    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最好的电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两者通吃，相信只要用心，这个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