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合唱静悄悄

    盛夏，午后，骄阳下，北京城。下午1点，分散于京城不同位置的5间音乐场馆同时将厚重的大门轻轻阖上，挡去了门外的喧嚣；而门缝中隐约流出的美妙和声，如一股清泉淌过，舒缓着京城燥热的空气。

    门内，谈修齐沉醉在乐声里。这名来自上海的大学生，利用暑假专程赶到北京。每天，他都会出现在比赛现场；连不公开售票的展演，他也拜托相识的参赛队伍拿到余票，成功“混”入音乐厅一饱耳福。

    7月15日至7月21日，近万名合唱队员、50多场合唱演出会聚北京。男声与女声，高声部与低声部，无数个体人声相互交织在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上。

    在和声中变得年轻

    本次合唱节共有166支合唱团队报名参赛，而10年前，这个数字是17。数字的变化，暗示了近1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领略到合唱的魅力，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里，合唱已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

    2009年组建的复旦大学echo chamber singers合唱团（以下称“echo”），主要由复旦的学生和校友构成。为参加本届国际合唱节，“echo ”赛前冲刺阶段每天练7小时，连续9天封闭式集训，进京参赛费用每人还需自理1000多元，不少人因训练和比赛耽误实习与工作……为什么这么执著？“echo ”团长朱培涛用“单纯”来解释：“在这里唱歌其实什么也得不到，还要交会费；大家仅仅是因为喜欢。不管在哪儿，只要声部齐了，就想唱歌。”

    任教于上海某高校物理研究所的杨洋曾是“echo”的团员。“我很注重自己内心的音乐享受，光在外围欣赏对我来说远远不够，我的性格注重实践性，听到好的音乐，会更想参与其中成为它的创造者。”

    贺智也是一位老“echo”。合唱让他从“一个唱流行歌的小伙”变成了“一个对合唱有感悟的人”，“不过分关注自己的声音，而是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学会团队合作。”

    正是这种“团队氛围”，帮助京城某报社退休编辑任春魁在退休后保持着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我还希望通过唱歌、读谱、背词锻炼记忆力呢……唱歌能让人的心态啊身体啊都变得更年轻。”任春魁说这话时，表情调皮得像小孩。

    认为合唱让自己变年轻了的，还有北京工业大学教师马瑞芹。“很多情绪会在唱歌时表达，很多事情都能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体会。歌声飞起来的时候，工作一天的疲惫都消失了。”

    优美的和声背后

    合唱将迥异的人声汇聚，熔铸为同一个声音的和谐。但优美的和声背后，每个个体却各有各的心声。

    此番参赛国际合唱节的北京牧人合唱团，成立至今，各种生存压力就从来没有断过。这个由蒙古族、内蒙古知青和蒙古文化爱好者组成的合唱团，2004年成立时，只能通过团员的介绍，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个办公场所排练。忆及当时情景，老团员任春魁说：“里头都是一排排的桌子和椅子，我们就自己提着一台电子琴过去定音用。”

    这次参赛，北京牧人合唱团面对的一道拦路虎又是资金问题——每人200元的个人参赛费，对资金上本已捉襟见肘的牧人合唱团来说压力不小。任春魁说，“最后，阿老师的夫人说：‘我们这个团是一个整体，大家因为爱好蒙古音乐走到一起。我表示一个意思吧。’她捧上一条蓝色哈达，上头托了个信封，里头有一万元钱。我当时眼泪唰的就掉下来了。”

    任春魁提到的阿老师，就是牧人合唱团的指挥，蒙古族歌唱家阿日布杰。牧人合唱团成立以来，他一直免费帮大家排练。

    同为蒙古族的指挥家娅伦·格日勒这次也带团来到北京。她在1987年组建了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与北京、上海不同，合唱在内蒙古的处境更尴尬。资金困境只是一方面，最大阻力源于观众与演员对合唱这一艺术形式的不认同。娅伦说：“合唱需要控制个性发挥共性，演员会因此觉得受了约束。很多当地百姓也没有体验过纯粹的合唱是什么样子。让人们从接触到认识，到喜欢，这个过程很艰难。”

    相比于演员与观众基础，指挥的专业水平对合唱团发展的影响更为直观。

    浙江瑞安市在两年前组建了瑞安市合唱团，成员多为中小学音乐教师，相比之下，该团指挥“很不专业”。这位“不专业”的指挥叫做嵇学余，学钢琴出身，在去年11月前几乎没有指挥经验。瑞安市合唱团团长王仕俊回忆，当初要聘任嵇学余时“连嵇学余本人都怀疑自己的能力”。新指挥甫上任时，甚至有团员找到王仕俊抗议，“这个指挥怎么行！”

    压力之下，王仕俊和嵇学余都明白，指挥的水平必须尽快有一个大提高。王仕俊介绍，合唱团多次送嵇学余到温州市、浙江省多处接受专业培训。嵇学余本人也推掉了很多拨家教工作，专心练习指挥技术。“他现在上台沉稳很多了。”王仕俊说。

    当初为什么不聘请专业合唱指挥？面对这个问题，王仕俊苦笑：“我们那个地方，音乐院校指挥专业毕业的人，至今还没一个。”

    “音乐课不是教歌儿，是教音乐知识”

    场地与资金困境，确实是很多业余合唱团绕不开的瓶颈。

    对此，上海星辰合唱团这样解决：与上海音乐学院团委协商，将合唱团挂名成为社团，免费借用学校场地。就这样，今年3月底，合唱团在该校开始了第一次排练。

    “这也只是目前草创时期不得已的办法。等合唱团发展上了轨道，有了经费来源，最终还要走向独立。”团长杨洋说，“我希望能把这个团发展起来，有自己的演出，也有外聘的演出……”本次合唱节，年轻的“星辰”选择了暂不登台。

    指挥家邹跃飞在2004年创建温州市女声合唱团时，同样遭遇场地与资金困难。邹跃飞的办法是，利用他的爱人在艺术学校工作的便利，让合唱团免费使用艺术学校的专业琴房进行排练。后来，该团在国内外获奖无数，2010年起温州市政府每年都拨款支持她们的发展。7月17日，“温州女声”飞赴西班牙参加世界级合唱比赛，缺席了本次中国合唱节。

    依托高校资源和政府引导，尽管能够暂时改善合唱的排练场地与资金问题，但加强音乐教育才是发展合唱的根本。

    “眼下很多人音乐素质偏差，没音准，连简谱都不识，怎么搞合唱？政府要在中小学开设音乐课。并且这音乐课不是教歌儿，而是教音乐知识。”牧人合唱团指挥阿日布杰还指出，培养专业的指挥人才迫在眉睫。

    星辰合唱团艺术总监、作曲家金承志认为，合唱要持续发展，不能没有商业演出。因为合唱团众多，而来自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有限，然而，“因为中国的音乐人口太少，合唱商业化还需走很长的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齐唱”难脱政治鼓动气息；今天的合唱作品，尽管部分回归了音乐性，却面临新问题。“有的作曲家缺乏在合唱团的实际工作经历，导致作品的实践性不高，不利于演唱。好的合唱作品仍然严重缺乏。”为使更多青年作曲家一起参与人声音乐创作，今年，金承志在上海成立了合唱工作室。

    冷漠的版权概念，是合唱在中国要面对的又一大问题。金承志的许多同行都因无法靠合唱作曲维持生活，而改行教钢琴或视唱练耳。“中国的合唱土壤已经出现，但相应的版权制度要尽快跟上。否则，合唱会处于一片畸形状态。”

    合唱何时走出畸形局面？眼下尚无答案。在不缺喧嚣的当下，为期一周的中国国际合唱节确实还是显得过于静悄悄。就连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百合花合唱团终身团员的马瑞芹，都不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许多人中断了各自的日常生活，从国内外向她居住的北京集结而来。

    马瑞芹也不知道她所在的合唱团有没有参赛。因为她最近没有参加排练。排练的校本部和她工作的通州校区相距太远，晚间去排练让她觉得力不从心，“毕竟工作了一天啊。”

    她的女儿今年大三，曾经练过声乐，现在也很少唱歌了。

    马瑞芹说，合唱团常要出国、参加各种比赛，连续的集训常常与工作冲突。参加得少了，就慢慢淡下来。“但对于合唱，我心里一直是向往的、认可的。”

    只是，她得等待生活清闲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