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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好像一个重病人——长期昏迷，下肢瘫痪，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病。怎么救？”刚刚播完的电视剧《浮沉》引起业界对国企改革的讨论。
剧中一家亏损多年的国营电子元件工厂晶通厂获得有关政府部门7亿元的改制拨款，筹划寻觅非公资本合作者，购买软件升级技术，资产重组。
如此巨大金额的资金注入，吸引了两家实力强劲的外企SK与美国赛斯的竞争。晶通顾问、江州大学教授于志德和晶通厂的老厂长王贵林，分别被委任领导这次改制的正副手。两个多年的好友在选择购买生产线软件系统时产生了分歧，引发了一系列冲突。
于志德倾心最新的美国赛斯CAM软件（下称CAM），以求减少每条生产线所需的操作人员，提高效率，大换新血，让晶通厂改头换面；王贵林则出于对厂子深厚的感情，坚持选择较保守的美国赛斯AAM软件（下称AAM），因为晶通的大部分工人没有能力操作新软件，只能被淘汰，而AAM能给他们逐渐学习、适应的空间。
尽管这是一部情感剧，有很多艺术加工，但几位专家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国企改制确实时刻面对类似的选择。
对症才能下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
花大价钱购买了软件，却不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改制成效。一家国企项目负责人小李向记者讲述了她亲历的尚未结束的试点改制。她介绍说，单位引进了IPD（集成产品开发）、PBC（个人绩效系统）等一系列国际化的生产和管理软件，但是收效甚微，还给中层干部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这些软件的使用，将工作方针从“职能为导向，项目为依托”转变为“项目引导职能”，表面上与市场接轨，却导致所有的责任都压在真正做项目的人身上。
那么晶通究竟应该选择CAM还是AAM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企业购并和国民经济分析专家包明华看好更先进的CAM，认为这是由改制的目的决定的。他解释说，国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制度存在缺陷——平均分配使得干多干少一个样，而且包袱沉重，要把职工的一切全包下来。
除制度问题外，还有效率和市场意识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冯鹏程同样选择CAM。这位曾经的国企人结合多年观察说：“国企是国家机关的延伸，在获取利润之外，还需要维持社会稳定。没有股份制、没有激励机制，员工积极性不高，企业做不大。近年来，虽有发展，却有‘虚胖’之忧——速度快、质量不高、低效、高污染、高能耗、科技含量低、贴牌生产较多。”
市场化成了自然的选择。“国企改制要改制为现代的公司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中自由竞争。”包明华说，“改制的目的，是使国有企业既具有内在动力，如利润；也具有外在强制力，即市场规律。”
冯鹏程则更进一步，将国企改制看成进一步非公有制化。
在这样的经济逻辑下，“选择之争，是看一步和看五步的区别。两种软件体现了经济学中公平与效率这一永恒的矛盾。”包明华认为，“效率是公平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选择效率，才能在市场中生存，从而增加利润，扩大经营规模，把蛋糕做大，可以使更多人就业；否则，现在能一时保住员工，长远也保不住。”
冯鹏程表示：“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保留下来无法发挥实际力量的员工，对企业的整体工作氛围也有着消极的影响。”
将视线投回现实，小李所在的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问题：部门主义只求保证外部形象，并不在意真正业绩；职责范围的界限很模糊，项目很难推进；行政化严重，流程繁琐；裙带关系严重，曾经有一对夫妻，丈夫5个弟兄和妻子4个姊妹都是同事；中层干部晋升困难。如何根治顽疾、推进市场化，或许是升级软硬环境时首先应该想到的。
妙手也需仁心：公利和私利的取舍
两位主人公对国有资产的态度，成为决定冲突结果的关键因素。电视剧中情节突变，在与外资博弈的过程中，于志德企图以销售合作权换取贿赂，终于锒铛入狱，他的改制策略随之结束。
戏近落幕，两位主人公在监狱的一次长谈更是意味深长，于志德自省晶通是一块肉，自己不断地把肉拿出来，放到阳光下晒一晒，再放回去。在这个拿与放的过程中，手上沾了油，舍不得擦掉，反而还盯着原来那块肉。王贵林则坦言不能忍受这油的肮脏。
剧中销售利益的处理在包明华看来过于夸张了。“7亿元的政府补贴在现实中很罕见。”他笑言，“真正吸引外来资本的在于制度红利，即政府给与国企的优惠政策和特定领域的外在收益。”
但是，冲突的这一出乎意料的发展，仍无法抹去现实忧虑的投影。包明华说：“非公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确实存在。而在国有企业民营化、外资运作过程中，资产转让的环节里，国有资产最易流失，因为净资产估价经常不到国际平均水平的10%。”他以比利时啤酒巨头英博公司收购福建雪津啤酒为例：尽管雪津仅估价6亿元的净资产值相对58.86亿元的收购费，看似大赚，但据他分析，实际上却亏了，因为雪津应值60亿元以上。
电视剧和现实都给国企高管发出了一个警示，在利益诱惑面前，怎么坚守公利的底线。
忌医非为讳疾：精英与草根的矛盾
于志德的入狱将王贵林推向了前台，他抓住外企失去超国民的政策待遇、急于开拓市场的契机，要求与3家竞争企业合资并同时合作，惊险地解决了他保全员工而资金不足的问题。
冯鹏程认为，两位主人公的碰撞结果似乎并不符合经济规律，合资的办法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没有效益，没有能人，长久不了。
对这个问题，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一级摄影师、一级导演胡兆洪对中国青年报表示，创作中追求的合理与现实中不同，编剧创作，服从故事内部的逻辑即可，《浮沉》的故事，讲得通。
“编剧选择王贵林是正确的！”胡兆洪认为，“这符合影视创作的规律，满足了大多数普通观众的期望。这些观众不是精英，而是最草根的百姓，期望看到弱势群体受到照顾。而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一般群众作出的牺牲是普遍的、不争的事实，这也是观众关注国企改制这一题材的重要原因。企业在利益之外更得有社会责任，这立意很好。”
由此看来，王贵林的胜利，可以说是贴近群众的改制理念的胜利。电视剧需要通过角色来体现理念，王贵林和于志德角色的身上，是两种改制价值观的折射。
剧中，于志德西装革履，只品特定年份的红酒，只带陀飞轮名表，一掷千金、金屋藏娇，俨然新贵。王贵林毛衣棉袄，安于小吃摊，形象潦倒导致出场时差点被外企女销售误认为门卫大叔，却一腔热血，被笑称“新时代焦裕禄”。
“艺术和现实有差距，戏剧性的要求也使得形象的差异很极端。”胡兆洪承认，“《浮沉》对国企的现状做了一些粉饰，改制这个主题只是停留在背景上，而没有进入到前景中来，无具体涉及，只是多侧面叙述。”
但电视剧的观众亦是现实改制的关注者，他们对《浮沉》的社会价值判断，是否真的和以理性为基础的纯粹经济学判断相反？原因是什么？很值得深思。
治哪儿才能救命：员工和市场的权衡
随着故事情节落幕，于志德入狱、王贵林重整山河，晶通改制两位领导人的路线争鸣似乎告一段落。但胡兆洪指出，于志德的谋取私利是个案，对于大部分忧心改制的领导者，他们仍须作出选择。
两位晶通人的冲突核心，即集中于这被剧情绕过去的、未作出的选择：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化，对企业利益的追逐和对员工利益的保障，并没有结果。
于志德认为企业利益优先，必要时只能舍弃工人利益；王贵林则希望能在拯救工厂的同时，尽量保住全体工人。总之，这两位自比抢救晶通的医生，一个认为工人是腿，要先救大脑，“等脑子恢复，血液循环加快，加速腿部坏死，腿照样保不住”；另一个却认为工人是心脏，和脑子一样重要，都得下血本全部保留。
改制有时不得不牺牲部分员工的利益，这样才符合市场规律，上述受访的两位经济专家这么认为。但在具体的安排程序上，他们站在了于志德和王贵林之间。“对年轻的富余工人，可以加以培训、学习，待企业规模扩大之后，再重新吸收他们。”包明华建议。冯鹏程则认为，针对年轻员工，要适当从收入，晋升两方面拉开差距，“对公司老同志，一改制，‘咔嚓’一下全部不管，是不正确的，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我们见多了英雄，其实应该把目光对准真正的底层。”胡兆洪的话引出了剧中市场利益和职工利益的最大盲点——员工自身，国企改制中员工究竟是可以舍弃的“器官”，还是应该力保的“心脏”？国企员工这个被艺术抽象的群体，包含着一个个复杂个体，他们的利益必然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