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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被提名人接连被参议院否决后，总统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这位候选人后来被《时代》周刊称为“20世纪最为重要，也最具有争议的大法官之一”。
哈里·布莱克门，一位在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服务了11年的资深法官，正在他位于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郡的办公室里。11时05分，他的电话铃响了，是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打来的。“你可否前来华府一趟，与我在明天早晨9点钟见个面？”——“水门事件”的揭露者——鲍勃·伍德沃德，在他与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合著的畅销书《最高法院的兄弟们》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一路小跑着冲进停车场的布莱克门，在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上，匆忙草拟了一份清单——就像11年前，决定是否进入上诉法院时一样，不过这一次，他只列出了负面理由，其中包括“我与首席大法官的毕生情谊”。
审慎务实的个性，从一开始就显露无遗。要不是老师们替他申报哈佛奖学金，布莱克门会“经济”地选择家乡的明尼苏达大学；哈佛毕业后，报考法学院的理由，是日后工作有保障；拒绝去华盛顿工作，在梅奥诊所稳妥地做了多年律师。后来，还是在“发小”伯格的一再鼓动下，出任上诉法院法官。
这一回，大法官的职位出现空缺，首席大法官柏格，又一次想到了情同手足的老友。力荐之下，61岁的“新人”坐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会议桌前。他不时被开门、传话等“杂事”打断思路，因为资历最浅而最后投票和发言。对最高法院的运作规则，包括那一群难对付的倔老头儿，他都还不熟悉。况且，“明尼苏达的双胞胎”——他们这么形容他和伯格——的称呼，还暗藏着“跟屁虫”的嘲讽！
探究审慎寡言的大法官的内心世界，着实困难。与直接采访当事人的鲍勃和斯科特不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琳达·格林豪斯，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布莱克门从11岁起开始写日记，他保留着各种会议记录、判决意见初稿、备忘录，甚至大法官们相互传递的小纸条儿，它们多达50万份，分装在1585个纸箱里，证实了《最高法院的兄弟们》里那些曾经备受争议的“匿名”消息，所言不虚——开始探寻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努力描绘“一个情感纠结的老男人，以及他那生动迷人的形象”。
白宫发言人眼里的“严格释宪者”，很快就开始“就事论事”。挑战接踵而至。1971年1月，在最高法院审理第一起堕胎案之前，布莱克门略带激动地写下“我们从此将涉足堕胎领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女权斗士”。支持堕胎与否，至今仍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水岭，按照《纽约客》专栏作家杰弗里·图宾的说法，“美国法院面前有两类案子。堕胎案是一类，其他全属另一类。”他在《九人》里，生动讲述了继布莱克门之后，最高法院有关堕胎的持续争议。
那是著名的“罗伊案”，大法官们以7∶2的裁定，废除了美国46个州的堕胎法令。布莱克门主笔撰写判决意见——由于是“自己”人，伯格把这活儿派给了他。判决迟迟未被公布，主持尼克松连任仪式的首席大法官，可不想让总统难堪。但是，这份著名的判决书，最终让撰写者“青史留名”。
爱之深亦恨之切。“罗伊案”判决后，出于安全考虑，布莱克门不得不坐专车上下班，从此和心爱的“甲壳虫”告别。“争议中成长”的大法官，既不愿成为好友“意识形态的复制品”，又要在个人情感与司法立场间作出选择，纠结可想而知。他没有支持意外怀孕的女儿堕胎，却站在“解释宪法”的立场上，禁止了堕胎法令，并坚决捍卫“罗伊案”的判决。出于个人好恶，他会在第一个死刑案判决中，支持废除死刑——后来，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司法克制的理念，让他一度反对废除死刑。
一支箭在不可知中，射向遥远的未来。以保守派进入最高法院的布莱克门，渐渐“转变”为自由派的领军人。两位挚友也渐行渐远，终成末路。
“伯格把布莱克门引入一段危险水域，没有留下任何救生工具，便撒手而去。布莱克门只好默默向上游，在维护旧传统的过程中，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司法遗产。”——琳达这样结束她的叙述。
或许，《大法官是怎样炼成的》，可以改名为《老友恩仇录》？
冯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