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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快餐到宪法投奔深圳，就像当年投奔延安 从深圳毕业到全国“老区”用不着“特区”搭桥了
庞辉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深圳这个名字，在陕北老区已经广为人知了。
这位如今的延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清晰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老同志们从深圳考察回到宝塔山下，总是“一脸痛惜”：“按照‘老祖宗’的剩余价值理论，那么大的工厂，得是多残酷的剥削啊！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
“留着螺丝头的小青年，手拿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还跳着令老百姓反感的扭屁股舞。”——这便是庞辉听来的深圳形象。
而那块立在蛇口的红底白字标语牌，和上面“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则在老干部们的转述中显得愈发神秘。这让在革命老区长大的青年听后甚至隐约感到些许兴奋。
彼时，正值关于特区“姓资姓社”的大讨论，据说有位老干部到蛇口考察后痛哭流涕道：“好不容易把资本家赶走了，你们又来了。”
如今，延安的年生产总值已破千亿元，而人均GDP则连续多年位居陕西省第二位，甚至超过省会西安。用庞辉的话来说，今天的革命老区延安，“山青了，水秀了，路宽了，还开始堵车了！”在他看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观念，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
从快餐到宪法
“袁教授，感谢你啊!”深圳特区报社的一位社领导对袁晓江说。
这位深圳市委党校的校委委员有点纳闷，“为什么要感谢我？”
“绥芬河市订了200多份我们的特区报。”社领导笑道。
这座只有10万人的黑龙江小城，提出要建设“北方深圳”，这一目标甚至写入了省委的发展报告。几年前，该市邀请袁晓江去调研。后来，为了观察深圳的改革进度，他们专门订了《深圳特区报》。
“深圳这个城市，对国家影响太大了，就像是一个大明星。”袁晓江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期，深圳市委党校“今天迎来一位副省长，明天肯定要来个省委书记”。学习班上，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的数量“一半对一半”。一些内地党校的处长班，有时候甚至会整班“端过来”，学习半个月再回去。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观念的改变，他们想了解深圳是怎么解放思想的。”袁晓江说。
和许多人一样，袁晓江在90年代初来到这座城市，“那时有关深圳的新闻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频率很高，吸引力很强。”
刚到深圳的时候，他习惯性地骑着自行车，背着大面口袋找粮食局，结果满大街遍寻不见。最后还是“老深圳”告诉他：“这里到处都有粮食卖！”
事实上从1980年开始，深圳就率先试水取消票证改革。早在1984年，深圳开放价格的商品比重就已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80%。那一年，时任深圳市副市长、主管商贸工作的周溪舞去北京开会，会务组服务人员主动说：“不收深圳人的粮票。”
而直到1993年的全国两会，代表们就餐才第一次不再需要交粮票。这一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伴随人们近40年的粮油票证。
“深圳的一系列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都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各地来学习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深圳的经验被国家采纳后成为全国的政策。”深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段亚兵这样总结道。
那时，在一些地区的中学课堂上，有的老师讲到“价格”这个词，便会专门举 深圳的例子。
1984年国庆节，一辆印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彩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这一年的早些时候，邓小平曾专程来到深圳，并当面对袁庚说：“这个口号，没什么问题嘛。”
国庆节后的第19天，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表述第一次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代。
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份，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全面瓦解，面目不清的当代中国改革继而尝试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前行的方向。
正当“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传遍全国时，深圳的街头已经多了一样叫盒饭的东西。深圳市政府在这一年做出改革，将午休2小时缩短为1小时。这项改革催生出了中国最早的快餐业，塑料饭盒与卫生筷也应运而生。不久之后，它们也像深圳的观念一样，被推向全国。
类似的故事在深圳并不鲜见。这座城市率先完成价格改革，并最早砸了“铁饭碗”，实行劳动用工合同制。这座城市还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人才市场、第一张股票以及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仅仅在1980年到1985年这5年内，这里就试行了超过200条经济改革的政策，其中大部分随后都推行到全国其他城市。
1987年，深圳召开新中国第一场公开拍卖会，拍卖的是一片土地的使用权。4个月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句话加入了宪法。
如今，一个叫东晓花园的商业小区静静地立于罗湖布心路旁的那片土地上。每天都有人从这些灰白的建筑旁匆匆而过，却已经鲜有人知，脚下的这块土地曾影响了修宪。
中央某报的一位老记者1988年到深圳驻站。“深圳的新东西实在太多了”，她成了头版头条“专业户”，一年能写30多个。“有的改革，今年写是头条，明年换个角度写还是头条。”她笑着回忆道。
美国的《商业周刊》这样评价这个“敢为天下先”的地方对于中国崛起的意义：“不少人对中国为什么这么快就变成了一个经济巨人感到好奇，有人给出的答案是4个字：经济特区。”
投奔深圳，就像当年投奔延安
小平“南巡”之前，深圳改革尽管引人注目，却不无尴尬。“1992年以前深圳是一棵独苗，孤军前行，众说纷纭。”深圳市委政研室主任乐正清楚地记得，很多考察团会来深圳观摩，还有人跑到中英街，想瞧瞧香港那半边，但他们往往只看不学，“当时左倾思潮严重，都担心有政治风险”。
以深圳为亮点的“南巡”，使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延续。《福布斯》杂志用一种戏剧化的口吻评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而像中国总有一天会崛起成为经济强国这样确定的事情已经很少了。”
凌志军的《变化》一书里，记录下了那一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议论深圳的场面。黑龙江省省长邵奇惠说：“这些年，我们替广东操心操得太多了。操什么心呢？无非是怕人家担姓‘资’的罪名。但广东却不为自己担心，因为不需要操心，也没有时间操心。”一个代表问：“这些就是深圳经验吗？”另一个代表说：“对了，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没名字，没户口，都不要紧，但生孩子的事却耽误不得。”
全国对深圳的好奇，也在这一年集中迸发。海天出版社出版《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一书的时候，在版权页上加了一个括号：“内部发行”，却又公开发出征订广告，结果全国的新华书店都跑去订购。第一版印了10万册，两个星期以后又印了12万册。有人感叹“深圳纸贵”，另一个人说，“整个深圳都‘贵’了。”第三个人说，“整个国家都‘贵’了。”
1992年的春夏之间，“多如牛毛”的地方党政干部来到深圳，最多的时候这里曾在一天之内迎来60批考察团。段亚兵记得，太多的地方党政代表团来到深圳，有时候常委、宣传部长接待不过来就让副部长接待，副部长接待不过来就由办公室主任来接待，“你办公室主任却接待一个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人家当然觉得不满意”。
现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张兴文曾是资深时政记者。“一坐在办公桌边，就摆着好多来访通知，流水一样。”她回忆，“有时候还是书记和市长亲自带团，深圳这边，书记就曾一晚上跑三场，累得不行。”
“深圳的制度创新开始被拿到全国开花了！”段亚兵笑着说。而乐正则记得，许多地方官员都爱问他：“又出台了什么文件，给我们看看。”有些文件，甚至被直接复制，拿回去改头换面便成了该地的改革办法。
深圳《晶报》总编辑胡洪侠当时在《深圳商报》负责的版面叫“外引内联”。他回忆说，那时候天天锣鼓不断，市委书记、市长、县长或专员，都会带队伍来深圳招商。
“大家都会去看海上世界啊，国贸大厦啊，锦绣中华啊。”他笑着开起玩笑，“他们喜欢沿着小平的足迹，总之小平去哪儿他们就去哪儿。”
“就像爱迪生发明了灯泡，尽管只亮了几秒钟，却照亮了整个世界。”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王跃军这样比喻道。
这一年3月，印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蓝底白字标语牌在蛇口竖起。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邓小平出现在大会的闭幕式上，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1993年，“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正式写入宪法。深圳所探索的市场经济观念，终于以制度化的方式奠定了这个国家前进的路径。
当时，很多地方的官员来深圳考察学习之后，干脆放弃官帽调往深圳。乐正笑着回忆起当时这批人的心态：“就觉得连空气都是自由的！就像当年的延安，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
而此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变。1992年的一篇《深圳特区报》报道记录下了革命老区的变化：“……延河两岸的众多美发厅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据了解，延安地区每个县城、集镇都有几家类似的发廊。”当一位市场上卖米的小伙子被问及为何头上不扎传统的“羊肚子手巾”时，他腼腆地笑着说：“现在手中有钱了，我可以买个漂亮的帽子戴。”
从深圳毕业到全国
土生土长的陕北人杨继祖刚一走出深圳火车站，便被一幢大楼吸引了。伸出手指，眯着眼睛数过去，“足有十七八层！”。
那是1985年，这位日后的陕西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主任到了蛇口，满眼可见新翻开的红土场。看到那块巨大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时，他心里默默地嘀咕着：“这才是社会主义大发展啊！”
探寻中国人的个人史，会有许多像这样被深圳所触动的故事。
深圳民间智库英特虎的创始人之一老亨“第一次理性地感知深圳”，是因为1988年的蛇口风波，当时他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念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蛇口风波里，专家们质问蛇口青年敢不敢报上名来，青年则大大方方递上自己的名片。事后，袁庚反复申明：“蛇口绝不以言治罪”、“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震撼，强烈的观念上的震撼，从此蛇口成为我精神上的麦加。”老亨说。
胡洪侠最初了解深圳是在人大新闻系进修时。那时，他和同学们迷上了一份复印的深圳青年报，竖排繁体，圆体字标题，内容很尖锐。大家看后感到很兴奋，觉得“那地方真是另一个世界”。
胡洪侠的同学张清1993年来深圳前，在河北日报干了9年。全社四五百人，报纸只出4个版。“很苦闷啊”，张清回忆，那会儿大家就抢着读朋友带回来的深圳青年报，“大标题、言辞犀利的报道，这才是真正的报纸”。
“深圳观念的传播，并不是那些党政代表团带出去的，而是那些来了又走的过客带出去的。”胡洪侠喜欢管这里叫做“落脚城市”，把那些来了又去的人称为“深圳毕业生”。
一个饶有意味的小故事是：深圳著名的首脑美容美发机构在数年前开始集团化发展战略，这需要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结果他们发现自家名字已被一家湖北的机构注册。派人去湖北一看，注册者正是一位当年在深圳首脑干过的打工妹。
在胡洪侠看来，传播市场经济观念最典型的就是打工者。另一种情形则是“深资北上”，比如王石的万科，“这支北上的大军可以承载着管理、市场意识和深圳的观念感染内地”。
延安老区与深圳特区之间的故事也因为一些普通人的命运而丰盈起来。
现任延安苹果产业管理局局长的李玉，在1993年辞了公职南下深圳。3年后，他回到延安。
“当时我们也不知他究竟学了啥，只知道他救回了我们的苹果产业，越发展越好。”庞辉告诉记者。
从前的延安，果农搭个棚，蹲在田边等商贩上门。李玉到深圳和香港合办的“苹果推荐会”一看才知道，“农产品还能这样卖！标准化生产、工业化加工、市场化销售”。
10年下来，以延安洛川为代表的陕西苹果果汁已经占有世界总供应量的一半以上，顶级苹果直接销往香港、欧洲，“摆在超市里和视线齐平的第三栏，那是最显眼的位置”。
在庞辉心里，“深圳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它的观念和经验能放大、辐射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老区”用不着“特区”搭桥了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前，乐正刚刚交代一位工作人员“去准备一下中央给地方优惠政策的文件”。
“我们正在帮助古巴做一个项目，那里要建设一片86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乐正透露了这一消息。
前不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率团出访古巴。“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深圳是怎么搞起来的”，去古巴的“经验介绍团”受到了盛情欢迎。
早在1986年，卡斯特罗访华时便来过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令他惊讶。那时，古巴首都哈瓦那还没几栋新房子，街上跑的也还是前苏联的汽车。
目前，深圳方面已受邀准备二次派团出访古巴。乐正期待着，能将深圳的“闯”劲带给这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事实上，深圳观念走出国门并非什么新鲜事。据袁晓江回忆，上世纪90年代，越南、朝鲜、俄罗斯都派人来过深圳，金正日甚至亲自来过，“而且评价很高”。而最近，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硕士研究生班，专门选择来深圳调研和学习。
“你去看看党校后面的宾馆，白人、黑人、黄种人，什么人都有！”袁晓江笑着说。
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就曾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在乐正看来，即使在这些改革观念已经成为共识的今天，深圳之于中国、之于世界的探路与示范意义也并没有消失。
“只要谈市场经济，中央的相关部门就很关注深圳的实践，出台某个重要文件前总要先到深圳看一看，经验和教训都会多一点。”他举例道，商务部在深圳有常设办事处。而为人瞩目的深圳前海开发，已进入国家战略，由发改委牵头，各部委配合。
不久前，“深圳观念和舟山精神”座谈会在浙江舟山举行。深圳方面表示，深圳改革比舟山早，“十大观念”是深圳人民给舟山人民带来的礼物。不过，据在场的深圳媒体人士回忆，舟山方面认为“深圳的海味儿还不够”，改革开放需要更彻底地“面向大海”。
另一个想把深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移植过去的城市是新疆喀什。这座以深圳为榜样的丝路城市，期待着成为30多年前的深圳。到达机场的主要道路上,隐藏在一排优美的杨树后面的是新竖起的绿色铁丝网,以隔开划定的等待开发的土地。这里将建起一个面向中亚出口的方便面工厂和小麦仓库。即使在周日的下午，工人们也在平整土地。
袁晓江告诉记者，一位深圳市的副区长曾到喀什任职，成立了200多人的前方指挥部。3年过去，喀什成立了特殊经济开发区。尽管如今已不再有“经济特区”，但当地人仍骄傲地自称“特区”，希望“闯出一条血路”。
“十大观念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它们的深入延伸和落地生根，推动了制度创新、社会创新，推动了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这样说。同时，他也不乏发展的眼光，“今天的十大观念不能解决明天的问题，观念也是处在变化之中的。”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故事回到延安。
今天的革命老区，街道两边是时髦的店铺，马路上价值百万的豪车不时飞驰而过。当被问起在延安，还会不会有人质疑市场经济的发展违背了革命传统时，庞辉笑了：“大家只认为发展得还是有点儿慢，恨不得要飞。”
像是某种隐喻，这个国家的革命“圣地”正接棒改革“圣地”，在市场经济的指引下，一路前行。
庞辉再次愉快地谈起了苹果。从前，洛川县的苹果必须经过深圳才能销往香港和海外，如今，“老区”已经用不着“特区”搭桥了。苹果从田间运往青岛的货船，便可直接和欧洲市场对接。
本报记者 秦珍子 林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