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力量

    凭观念革新破冰，继而以观念制度化的方式影响整个国家的路径选择。这是深圳之于改革，乃至之于中国的价值。

    无须讳言，1978年以后的中国，最先摆脱计划经济思维束缚的民众，往往最早获取财富。但在传统体制盘根错节的年代，仅依靠个体的勇气无法打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沉闷。这种局面下，改革客观上需要一个旧体制和既得利益相对稀薄的“试验田”，并在其中形成某种突围。

    观念与制度，是这场突围里绕不过去的两个支点。社会学者丁学良曾这样分析二者关系：所谓“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要解决的正是吃饱饭的问题，而这正是经济理性的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只要不中断，过了10年或者20年就会变成非常重要的市场制度的支点，然后这些市场支点一定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影响。

    在深圳这块“试验田”里，观念的种子结出了制度的果实。这座城市最早取消了粮食食品凭票制度，最早砸破了“铁饭碗”，最早让公开招聘成为人才流动的常态……5年之内，这座城市试行了超过200多条经济改革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的政策随后都推行到了全国其他城市。

    从这些本能性的制度变革中，我们可以体认出一种不同于旧体制的价值取向。蛇口风波里，这种价值取向的冲突被放大到极致。青年教育专家带着质问而来，到深圳来，到底是为了深圳特区的发展还是为了个人利益？青年人的答案是：来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创造财富。两种思维定势，映射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前者思维中，个人受制于集体；而后者思维里，则逐渐有了对于个人权利与私人财产权利的尊重。

    这些变革的价值还在于：在“蒙昧还在沉淀”的时代里最早回归常识，甚至在并不具备合法性的前提下发挥了某种先知先觉的倒逼功能。深圳开启了新中国第一场土地拍卖会后4个月，新修订的宪法里加上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能否让改革者在既有的宪法秩序里获得安全感，曾经是中国改革面目模糊的一环，而深圳则以宪法突破给出清晰答案。

    直接一点说，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思想解放的力量推动的过程，只是以从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体现。这种观念与制度的激荡在1992年达到巅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在蛇口入口处竖起后不久，党的十四大报告便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目标。

    此时，观念的力量完成常识破冰，而制度的力量，更准确地说——市场经济的力量开始真正塑造起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基本构架。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指出，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0.01％的时间里创造的。而中国的经济大增长则集中出现在过去的30余年里。谜底唯有制度一途，如今的发达国家在200多年前走向市场经济，中国在30多年前走向市场经济。在这段永远无法复制的历史岁月里，年轻的深圳受惠于这场改革，古老的中国继而受惠于这场改革。

    经济学家樊纲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特区改革进行过分析。他的结论是：前30年的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后面的改革则要关注“细节”。在制度变迁里，相对于成文规则，观念甚至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积累往往需要“干中学”的历史过程。

    这些改革“细节”并不复杂，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拒绝垄断，敦促政府尊重市场选择……其背后的观念基因是权利与自由，与之匹配的制度选择则是民主与法治。

    这也意味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便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确立，它必须服膺人类共同的商业文明乃至政治文明成果。

    改革者必须面对的挑战是，保持对制度滞后的警惕，完成对市场经济从形式到本质的求索。这是条漫长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在这条路上，是深圳之责，也是中国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