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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近段时间第二次与农民工兄弟一起吃饭。崔永元请150多位北京暴雨中救人的农民工兄弟，我这一桌的多来自山东，他们不太爱说话，习惯性的拘谨。为表达交流的诚意，我向每人敬了满满一杯酒，一圈下来我差不多快倒了，但很快融入了他们。一个兄弟喝迷糊了，我问他多大，他好像真忘了，掏出身份证后才记起。
农民工兄弟不缺一顿饭，请饭活动的主旨，不是吃饭，而是交流。我们一边喝一边聊，才知道他们最怕的不是加班，而是没活儿可干没班可加，不希望老板给他们放假；知道他们并不在乎别人叫他们“农民工”，并没有觉得这种称呼带着歧视，但最希望的是受到尊重——所以当被救的人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后，他们就被感动了，从“谢谢”中感受到了尊重；他们自责：我们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有些行为不文明，也难怪会被城里人嫌。
交流中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对这个群体有很多误解，这个群体对外界也有不少误解。阶层之间的距离和隔膜因此产生。
想起一次在电视台做节目的经历，那期聊的是留守儿童问题。电视台请到贵州松桃一个留守女孩，才6岁，可6年中，她在外打工的父母，只回家看过她3次。聊到这时，现场一位专家愤怒了，情绪近乎失控地谴责这对农民工父母不负责任：把孩子生下来却不给她应有的关怀，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就不应该生孩子，起码每年应回家一次陪孩子。这位已为人母的专家不明白，陪孩子对城市父母是很平常的事，但对农民工却非常奢侈。从这件小事中，也能看到阶层间的误解和隔膜，对彼此生活世界的陌生导致了价值观的冲突。
从现实到网络，中国社会处处充满冲突的戾气，动辄攻击谩骂，动辄诉诸暴力，动辄形成争议和对抗——深究根源，显然源于社会断裂和失衡后产生的隔膜。距离产生隔膜，隔膜带来误解，误解引发对立，对立导致敌意，敌意酿成冲突，冲突又加剧隔膜与误解，这是一个恶性的死循环。
与农民工这个群体之间的隔膜，是中国社会阶层断裂的一个缩影。虽然这个群体每天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出现在报纸的版面和电视台的画面中。可是，最熟悉的往往又是最陌生的，多数人对这个群体其实很陌生。很多时候，我们仅仅只是根据一些刻板的标签和符号去想像这个群体，固化着既有的偏见认知。媒体带着先入为主的想像去报道这个群体，人们被媒体报道牵着鼻子走，没有真正尝试走进他们的生活，通过沟通来认识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了解他们真正的爱与痛、焦虑和忧郁。缺少交流，使我们与这个阶层虽然每天生活在一起，却隔着一堵厚厚的墙，歧视和敌意因此而生。
没有真正的交流和理解，没有阶层之间的融合，再平等的姿态，总会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优越感和矫揉造作。农民工群体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怜悯，不是恩赐，而是基于平等的尊重。交流，倾听，理解，真正走进这个群体，没有了陌生，才会有真正的尊重。
中国需要一场阶层融合运动。因为不仅城市人与农民工之间，社会各阶层间都存在一道沉重的铁幕。社会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的大背景，加上对话和协商机制的失灵，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越来越走向自我强化的封闭，阶层成为一个封闭的圈子，圈内人才有交流和沟通。阶层封闭化的一个表征是：一事当前，人们习惯按阶层分立场，按立场站队，我们是官员阶层，我们是农民工阶层，我们是精英阶层——阶层内是自己人，是朋友，阶层外是外人，是“敌人”。壁垒森严的阶层对抗下，自然是不断加剧的社会冲突。
化解阶层间的封闭和断裂，需要总体的顶层设计，需要以收入的分配弥合贫富差距的断裂根源，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重建制度性的协商机制——除了这些宏观的制度安排，像“请农民工吃顿饭”这类实践活动，也对阶层融合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这样的活动有必要突破局部和个案，以形成一场各阶层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公共行动。官员与民众的隔膜，需要“吃顿饭”来消除；精英与大众的隔膜，需要“吃顿饭”来化解；学者不仅与业内同行交朋友，也应该多与底层百姓交朋友；城市人的饭局，不能都是同事和“死党”，也应该请经常出现在你生活中的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家政工人一起吃顿饭。
当有一天，官员能与百姓、富人能与穷人、城里人能与农村人坐在一起吃顿饭，我们的饭局不仅是圈内人的聚会，我们的朋友不再以阶层划分，我们的微博关注告别自闭的“人以群分”，中国社会才真正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这是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