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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奋中夹杂着胆怯，激进中怀揣着迷茫，彷徨中充满期待……中国对美直接投资（FDI）总是在这种十分纠结与矛盾的情景生态中踟蹰前行。据中美企业投资与合作论坛披露，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不到300亿美元，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2.6%，只有美国吸收外资的1%不到。如此微弱的数据显然与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发达国家的身份极不相称。
不是说中国企业对美没有投资的冲动与渴望。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所进行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意向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投资者信心、国家竞争力和经济环境的排行榜上，美国一直稳居前5名，中国投资者十分喜欢到美国投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正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并转而更多地由增值服务和技术升级来驱动。与此相联系，许多中国企业不再靠扩大生产来谋求越来越薄的边际利润，而是追求更高的单位利润。由于这些利润分布在上游的设计和下游的分销以及零售和品牌管理环节，而美国是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利润的主要集中地，自然就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目标市场。
然而，中国直接投资在美国仅排第25位以及过去一年中投资量能大幅萎缩的尴尬事实，的确让人好费思量。不仅如此，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无疾而终，到华为竞购3叶公司部分资产铩羽而归，再到中国移动在美开展建设通信设施申请的无理被拒，这些客观事实镜像更让人强烈感知到了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艰难和磨难。
中美两国在政治上缺乏深度互信成为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最大阻碍。由于基本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加之长期贸易逆差引致的持续贸易摩擦，中美两国间的信任度不仅不够稳定，而且经常受到破坏。因此，出于中资对美直接投资遭遇美国政治干预的担心，中国政府始终在国内企业对美投资的政策支持上显得异常保守和低调，而美国政府则对一些中资企业尤其是具有央企背景的中国企业来美投资的动机更是半信半疑。彼此的猜疑成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巨大隐性阻力。
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的严密审查将许多中资企业无情地挡在了门外。在美国，由来自国防部、商务部等16个部门代表组成的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专门负责审查外国投资对于美国公司及机构的国家安全影响。尽管CFIUS的审查符合国际惯例，而且透明度很高，但除了对传统制造业诸如家电行业的审查态度略显宽松外，在其他领域尤其高科技领域，CFIUS一直对中国企业保持着高压态势。不仅如此，如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大量投资曾在美国引发争议一样，现今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也引起美国国内对国家安全的忧虑。也正是如此，CFIUS对中国企业的审查格外严厉，尤其是对具有央企背景的中资企业，CFIUS一般不会刀下留情。
来自美国政府之外庞大的政治干扰成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绊脚石。按照美国亚洲协会的分析，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受到三类政治干扰：商业利益团体的干扰交易进行、国会利用恐华论捞取政治资本，以及所谓的“鹰派”人士不由分说地排挤中国企业。正是这些“泛政治化”的干扰力量对中国公司的全球投资成功率产生巨大的影响。资料表明，最近5年中，中国企业投资美国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中失败率奇高，其中由于美国国会等政府外力量的阻挠至少给中资企业造成近400亿美元的损失。
技术转移是美国政商界人士对中国投资的另一大忧虑。CFIUS的年报资料显示，美国政府非常忌讳中国企业对拥有关键技术的美国公司的收购，尤其是强烈反对外国政府为支持本国企业收购具有关键技术的美国公司而提供定向激励。另外，美国政商界人士非常担心中国企业在收购美国企业后将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陆续转移到中国。如此众多的猜忌尽管某种程度上属于正常，但无形之中必然形成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心理与客观屏障。
显然，激活与进一步放大中国对美投资的空间与份额，首先必须消除两国之间的政治隔阂和增强政治互信程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彻底厘清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并以透明的信息向美方展示企业的所有权现状；另一方面，美方必须纠正对待中资FDI审查过程中的“泛政治化”倾向，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企业投资的商业与经济动机，同时在联邦政府系统形成统一的鼓励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机制。在此基础上，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应该更多地设计与历练投资艺术，如尽可能避开电信、石油天然气、港口以及电力等CFIUS眼中非常敏感的行业，尽可能选择并不需要CFIUS审查并能得到美国政府政策支持的绿地投资（指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其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方式，同时积极与国会议员、社区领袖以及媒体和竞争对手等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以提高企业投资的透明度和取得公众的体谅及支持。
毕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