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辉：我学生时代做过“出格”的事儿

    初中毕业，以全市前五名的成绩升入市重点高中；高中毕业，高考分数超过重点线，在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情况下，考上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大学毕业，进入央视，当上了新闻主播，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主持人。在多数人眼里，康辉的经历是典型的好孩子成长范本。的确，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工作以后，康辉都是大家交口称赞的“好孩子”，聪明、勤勉、踏实、沉稳，不过，康辉自己却不太喜欢被贴上“好孩子”的标签，而且很反感给孩子贴标签的做法：“我们评判一个孩子好与不好，不能以成绩好坏或者是否听老师家长的话为标准。应该让孩子更多保留一些本真的东西。”

    好孩子的标签有时候也是一种束缚

    少年时代，康辉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班干部，是大会小会上被表扬的对象，是其他同学的学习榜样。老师经常会对所谓的“差生”的家长说，回去好好教育孩子向康辉学习，人家康辉放学后从不出去玩，就是复习功课。

    可康辉的真实形象和老师的描述并不一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康辉也贪玩，放学后也常常四处乱跑，喜欢看“没用”的“闲书”，也会拖延时间不写作业，也会有完不成作业的时候。康辉从小就是个狂热的电影爱好者，几乎看过那时候电影院里放映的所有影片，甚至还在上课时间请假偷偷去看电影。

    康辉觉得，老师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好学生，主要还是因为学习成绩好，即便当时年龄还小，他都隐约感觉到这个评价标准太单一了。那时候，老师常常发起所谓“好学生”帮助“差学生”的活动，可康辉却从不觉得自己要帮扶的同学是“差生”，反倒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很多优点。“我从小就羡慕体育特别好的同学，我在这方面特别差，但是，体育却不是好坏的评价标准。”

    回望学生时代，康辉感觉，被贴上好孩子的标签后自己丧失了很多东西。“孩子的天性就爱胡思乱想，想去打破规矩，可当你被套上好孩子的标签以后，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束缚。而且，给孩子贴上标签，会让他在一个群体中感觉不舒服。”康辉说，老师有时候会偏爱好学生，同样是犯错误，老师对好学生和“差”生的处理方式就不太一样。比如，如果好学生没完成作业，老师就当没事一样过去了，可如果换成其他同学特别是成绩差的同学，就是天大的事。“这对孩子的心理会有影响”。

    时至今日，康辉仍然非常反感以考试成绩论英雄的做法，“大家都关心一个中学有多少人考上了名牌大学，可至于学生上了名牌大学之后怎么样就没人理会了。并不是所有名校出来的人都有成绩、有作为、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在人生的关节点上有自己的主见

    大人评价孩子“好不好”的另一个标准是听话与否，而康辉是一个表面上很听话、但内心却特有主意的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管父母老师说什么都点头称是，但至于接不接受，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这些“小九九”在关键时刻就会爆发，显现出能量。

    中考时，康辉的成绩跻身石家庄市五强行列。当时，石家庄市一中和二中都是省重点中学，而另一所名校河北师大附中是市重点，但文科实力最强。康辉初中时虽然数理化成绩很好，但因为自己更喜欢文科，所以就铁了心将来学文，于是，他放弃了省重点报考了师大附中。在上世纪80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一句流行语，而康辉的父母也都是理工科出身，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因此，康辉的这一选择让周围人大跌眼镜。

    康辉另一个力排众议的选择就是报考中国传媒大学（当时的校名还是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

    上广院学播音对康辉而言其实是一个偶然。小时候，康辉一度的理想是当画家，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坚持学国画。初中，因为喜欢文学，也设想过大学上中文系。高中三年，从没参加过学校的文艺活动，干的唯一一件和现在的工作沾边儿的事情就是给一个专题片配音。学校举办科技文化周活动，请河北电视台来拍专题片，需要有人配音，电视台方面建议不请专业播音员，而是找了两个学生。恰好康辉的语文老师负责这件事情，就找来康辉和班里另外一个女同学。当时，康辉还问，“什么是配音？”老师的回答是：“你照着稿子念就行了。”

    康辉姐姐的一个同学，读的是广院（北京广播学院的简称）电视编导专业，假期去康辉家时，讲了很多广院的趣事，康辉这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学校。从小就喜欢看电影的康辉觉得电影和电视应该差不太多，于是就决定高考时报广院。可康辉高考那年，广院只有播音专业在河北招生，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了专业考试。

    康辉的老师们，包括班主任在内大多不支持他学播音，因为康辉的成绩还不错，高考如果发挥得好，可以上综合性的重点大学。在老师们的观念里，播音是不用学的，只要普通话说得好就行了。只有语文老师觉得播音专业还不错，视野开阔，支持康辉试一试。同学们也不看好康辉，班里还有一名平时是文艺活跃分子的女同学和他同时报考，大家都坚定地认为那名女同学肯定能考上，而康辉肯定没戏。

    在反对和质疑声中，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和辅导的康辉走进了广院的考场，而且成了最后的赢家。

    如今回头再看这些经历，康辉说很感谢自己的父母，父母对他一直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从不干涉他的兴趣爱好，尊重他的意见和选择。反倒是对康辉姐姐，在读大学和选择专业时，父母会更多地给予意见。“可能因为我是男孩子，他们觉得应该让我闯一闯，自己作决定。”

    高中时代写了人生迄今为止唯一一份检查

    高中三年，可能是青春期的缘故，康辉心里的“小九九”打得更多了。

    那时候，坐在教室前面的都是个头矮的女生，学习认真刻苦；而后面都是个头高、发育早、想法多的学生，上课时喜欢叽叽喳喳小声说话，下课时就传阅课外书。老师让康辉坐在后面，本想让他影响后进生，可他不仅没影响别人，自己也成了一个“天天玩”的“好学生”：在临高考前一个星期，他还看武侠小说到夜里两点；为了看奥运会开幕式而逃课，之后写了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检查。

    1988年9月17日上午，汉城奥运会开幕，已经上高三的康辉和同学们都热切盼望着能看上开幕式直播。可适逢上课时间，大家和老师商量能不能少上两节课，遭到拒绝。高三年级主任还提前一天到各个班巡视，叮嘱班主任明天看好学生。

    尽管老师们严防死守，可康辉和教室后半截的同学还是想法设法逃课了，直到下午开幕式结束才回校。“我们预想到要挨批评，没想到后果比批评还严重，不光要写检查，还要在全班同学面前做检查。”于是，那天晚上，康辉写了上学以来的第一份检查，“深挖思想根源，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虽然检查写得很深刻，但直到现在康辉都认为，通过奥运会开幕式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比上两节课对学生的成长更有帮助。

    不过，第二天检查没用上——全校旷课的人太多，法不责众，而且不少老师认为，让学生们看奥运会开幕式，开阔眼界，没什么不好。

    在康辉的记忆里，高中时代印象深刻的全是这类不守规矩、“出格”的事儿。

    康辉说，高中另一次难忘的经历就是高一时十几名同学在期终考试结束后自行跑到泰山玩，作为班干部，他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他们自己买票、计划行程。现在看这是很简单的事儿，但在那个时候，十几岁的孩子自己出去旅游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路上，他们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从泰山下来差点没买到回家的火车票，而如果他们当晚回不到石家庄，家长会急死；在济南转车的时候，大家散开去玩，快开车了还有几个人没回来，又不知道去哪里找。虽然一路跌跌撞撞，但最终还是按时回了家。

    “这是我们第一次独立去策划一件事、完成一件事，不管中间遇到什么困难，但最后都完成了。心里很有成就感。”康辉说，现在他和高中同学聚会时，大家还经常说起这次经历，仍然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次旅行的代价是，这十几个人期终考试最后一科的成绩都很差。

    “不管任何一个年代的孩子，适当给他一些空间和决定权，让他去独立做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对成长是很有帮助的。”康辉觉得，学生时代做些“出格”的事情挺好。所谓“出格”，其实就是尝试打破现有的条条框框，尝试之后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无论结果如何，都会丰富成长的内涵。

    可能是因为不够刻苦，康辉高中时的成绩不像以前那样拔尖了，一直是班里的十几名。老师替他着急，认为以他的能力，成绩可以更好，可康辉本人却一直很自信，认为自己高考一定能考得不错。结果，康辉高考的确发挥出色，分数超过了重点线，连姐姐都愤愤不平：我学得那么苦，你一天悠哉游哉的，可成绩还比我好！康辉将自己发挥好的原因归于心态轻松，没负担。

    学生时代要把触角张得很开

    康辉从小就喜欢读书，每天上学时，书包里经常装一本课本以外的“乱七八糟”的书，放学后也往往先去书店或者报刊零售亭转一圈。那时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部分只是推荐阅读的内容，而康辉对这部分内容比老师讲的更感兴趣。

    尽管那时候的阅读并不系统，往往是一目十行、走马观花，但康辉说很享受阅读的过程，“读到好的文字，很有快感”。

    那个年代的老师和家长，都不太赞成孩子读“闲书”，认为会影响学习，但长大后康辉发现，恰恰是这些当时看似没用的东西，丰富了自己的成长。

    参加工作以后，康辉很遗憾自己当年阅读兴趣太偏重于人文历史类，在自然科学方面欠缺很多，以至于如今做起和自然科学相关的节目时，自己的“文科脑袋就很头疼”。

    “学生时代应该把触角张得很开，无论接收哪一方面的知识都有好处。因为你不知道在未来的路上，你接收的哪些东西会影响你。”康辉很诚恳地向现在的孩子提出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