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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15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一个少年死了,死于跳水救人。这事过了12年,有人努力将他遗忘,有人却对他念念不忘。12年来,父亲辞了工作,撂荒农田,四处奔走,只为给见义勇为的儿子“正名”。如今,他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拿到一纸“荣誉证书”,再将儿子的事迹贴满全村

12年为见义勇为的孩子正名

本报记者 秦珍子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8月15日   10 版)

    江伟华已经死了12年,但在父亲江志根心里,儿子一天也没有离开过。12年来,江志根只做了一件事情:为儿子“正名”。

    在江苏省句容市古村,江伟华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每当江志根在路上遇到熟人,总会被问起:“‘见义勇为’办下来了吗?” 

    2000年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江伟华跃入村中水凼,把溺水的同学向岸边推了一把,便再也没能上岸。

    如今,原来窑厂挖土形成的大小水凼已经被改造成鱼塘,在连片的田野中闪闪发亮。江志根伸手一指:“喏,那就是我小孩救人的地方。”

    江志根起初并不知晓儿子为何溺水身亡。直到他以“未设置警示标志”为由将窑厂告上法庭时,厂长妻子才告诉他:“你儿子是救人死的。” 4个目击现场的男孩也表示,江伟华是为救人而溺亡。被救者的家人害怕被索赔,便挨家央求:“别说出去。”

    绝望中的父亲双眼一亮,“我儿子是英雄,一定要讨个说法。” 他搜集了目击者们的书面证明,准备为儿子申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为此,他辞掉了原本收入不错的一份工作,连家里的田地,也撂荒不管了。

    蹬着一辆自行车,江志根开始奔走。几乎每天,他都要骑车15公里到句容市,“下雨才坐汽车”。每个月,他会骑车去镇江、南京好几次。“50公里的路,顺风骑4个钟头,逆风骑六七个钟头。”

    他一路打听,从乡镇到省城,跑遍了各级派出所、公安局、民政部门和见义勇为基金会。不识字的他还买了本字典,从“日月山水”学起,直到能把文件、材料读个大概。

    “我从来没闹过”,江志根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有人接待,他就递上材料,把儿子的事讲一遍。吃了闭门羹,他就站在大门口,默默地等到下班。

    有的办事人员被他缠烦了,把他的自行车藏起来,告诉他“车被偷了”。他就又买一辆,继续跑。

    当时正在筹备的句容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曾给这位执拗的父亲发了2000元慰问金,但江志根不满意,“这不能证明我儿子是见义勇为”。

    在他看来,只有一样东西最重要:红本本,上面是烫金大字“荣誉证书”,翻开是儿子的名字。

    与此同时,不少人却在试图忘掉江伟华这个名字。那个被“推了一把”获救的小伙伴却没有感谢江伟华一家。在被人问到江伟华是否救了他时,他只说了三个字“不知道”。两家人也因为赔偿问题闹翻。

    然而,更多的人却因江志根而记住了他的儿子。“好多好多年啦,一直在跑”,镇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卞大庆表示。一些机构的领导已经换了几任,很快,新到任的负责人又会见到“又黑又瘦”的江志根,听到江伟华的名字。提起这个孩子,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表示“看过材料,知道他的事”。

    江伟华曾是全家人的希望。叔叔表示“要攒钱给涛涛(小名)上大学”;伯伯也说,“上大学要到北京去,最好念个‘研究生’”。最终,怀揣“到北京看儿子”梦想的江志根只有一个人北上。他坐硬座,有时甚至站到终点。他常常住5元钱一晚的大通铺,也曾啃着半个馒头,和流浪汉们挤在立交桥下,“聊聊天儿,一晚上就过去了”。他拒绝“诉苦”,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路,“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几年下来,他熟知京城每个相关部门的具体位置。说起一些北京地名,他能马上指出,哪一个单位就在附近。

    在江伟华死后,母亲王世珍剪碎了儿子所有的照片。江志根从剪刀下夺出两张来,始终揣在身上。

    照片上的江伟华圆脸,圆眼睛,虎头虎脑,神情有些严肃。“12岁就有这么高了”,江志根在自己额前比划着,“有一米六”。父子俩总玩“对撞”的游戏,“撞着撞着就撞不动他喽!”

    这个刚刚长大的小男子汉形象一直活在江志根心里,让他浑身“有劲儿”。然而,他和妻子的生活却像他弃置的田地一般渐渐荒芜。

    十多年前,江志根家算得上村里的富裕户。在他家的两层小楼周围,尽是低矮的泥瓦房。如今,周围的房子都盖起来了,两层小楼也渐渐不起眼了。而屋内最醒目的摆设便是一摞摞复印材料,“宁可不吃饭,也要印”。

    在数次变卖家中值钱之物后,江志根仍然背着十几万元债务。眼下,夫妻二人的日常开销全靠王世珍在南京做保姆来负担。王世珍从来不会谈起儿子,然而,当旁人播放一段当年录制的有关儿子的新闻片时,这个沉默的女人猛地站起来冲出房门。

    “他曾经多风光的”,一位村民回忆。如今失去独生儿子,加上贫穷,江志根变成了人们可怜的对象。

    可儿子依然是他的骄傲和希望。他想把想象中的“荣誉证书”彩印出来,贴满村子,“让他们看看,我江志根不是没有儿子!他是为救人才牺牲的!”

    说起来,村里人的态度始终泾渭分明。一部分村民认为年代久远,江伟华是不是救了人,已经说不清楚。一部分支持江志根,“小孩做了好事就得给荣誉”,100多名村民还曾为他申报“见义勇为”集体签名。

    在同学马增平的回忆中,江伟华是个老实孩子。面对老师的训斥,“别的男孩都嬉皮笑脸,而他老是闷不作声”。作为江伟华溺亡的目击者之一,马增平很快不再说话。对他来说,这个名字代表着一段早就想要忘却的记忆。

    当年在场的几个男孩,都已长大,远走他乡,成家立业。学校改了名字,老师也退休了。窑厂几年前被炸掉,水凼被挖成鱼塘。对村子来说,时间正在逐渐抹去江伟华存在的痕迹,但对父亲来说,关于儿子的一切还历历在目。

    在江志根眼里,“成绩七八十分,有点儿淘气”的江伟华其实非常懂事。母亲病了,他会忙着烧开水、拿药。父亲忙,他准备好饭菜,“等爸回来一起吃”。村里的一位老人回忆,一日大雨,她独自赶鸭回圈,手忙脚乱。江伟华放学路过,把书包往树上一挂,“啥也没说就过来帮忙”。而学校老师给他写评语,也专门写到“成绩一般,但乐于助人”。

    这并没有成为江伟华的墓志铭。事实上,他连块墓碑也从未有过。

    出事当天,“怕江家‘抬棺闹事’”,这个小男孩“连衣服都没换就被窑厂秘密抬走埋掉”。此后的5个月里,他小小的棺木被挖出3次,重新找地埋葬。从水沟边到山包上再到田埂间。连父母也不知道儿子究竟被埋在哪里。

    找到儿子的第四座坟茔时,一方雪白的布料被撑起来,遮挡住小小的坟包。父亲一锄一锄刨着坟上的黄土。而母亲被人拉扯着,哭得声嘶力竭。

    棺盖打开一半,江志根只看了一眼。“是我儿子的鞋。”他马上背过身去,不忍再看。

    他后悔了。平时教儿子,“做好事有好名声,娶老婆都好娶”,如今,儿子做了好事,“却连张证书也没有”。

    刚开始,有人糊弄他,“见义勇为都没有证书”。他便天天守着电视,一听到相关报道,就记下名字到处寻访,直到收集了一沓子“证书”复印件。

    也有人按着他的手在“保证不再上访”的文件上签字,他不肯,只签下“按法律法规办事”。

    他还特别关注国家和地方关于“见义勇为”政策的变动,讲起来头头是道。

    2011年末,在他的努力和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郭玉英的帮助下,江伟华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一份文件上。一场由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派员参加的会议讨论认定:“江伟华在他人遭遇危险时能有勇敢救助的行为……应予褒奖。”江志根得到了一纸文件、5万元困难补助和“最高标准”的10万元抚恤金。可他依旧不满意,“奖状呢?!”

    他要继续找下去。

    今年5月,民政部发布最新政策,将见义勇为抚恤金标准大幅提升。很快便有人质疑,江志根的坚持是为了钱。“他们曾说给我20万,让我别找了”,江志根表示,“这根本不是钱的事”。他只想把“困难补助”的名称改成“奖金”,再补发一个“见义勇为”的荣誉证书就好。

    然而,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郭建新秘书长表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精神,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所以,也就不可能对江伟华的行为进行鼓励和宣传。

    倔强的父亲依然在路上。当被问及老了怎么办时,57岁的江志根表现出少有的茫然:“烂泥萝卜,扒一截,吃一截吧。”

    穿过一段密不透风的树林,一座不足半米高的坟包在草丛中显现出来,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没有鲜花,江伟华就长眠于此。新鲜的翠竹在雨后冒出来,布满这一小块墓地。

    那是2000年5月7日午后3点多钟,江伟华刚和小伙伴从一处较浅的水凼,洗净身上的泥巴往回走。就在这时,呼救声传来。他们随即看到,有认识的同学落入较深的水凼。

    “我去救吴德飞!”

    这是江伟华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这个平时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儿大喊一声,一跃入水,把小伙伴推向岸边,自己顺势滑向了水凼中心。他扑腾着下沉,“还在水中翻泡,看得见头发”。

    3个窑厂工人很快被孩子们叫到水边。但伸脚试探后,他们表示“水太深、水太冷”,无法施救。

    当江伟华被村民从3米深的水底打捞上来时,许多人都看到,他连衣服也未曾脱去。

    还差一天,他就满12岁了。母亲早就想好了,这是孩子本命年,大碗白面里要窝两个荷包蛋,再炒上几个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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