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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走进北大附属实验学校的大门，14岁的陈露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顺利完成中学学业。
7月13日，这个来自黔滇交界处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姑娘，梳着马尾辫、画着红脸蛋，站在省城贵阳的舞台上表演了三个节目，自信的她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唱了一段京剧，脸上始终带着微笑。这是两年前陈露小学毕业面对窘迫的家庭条件时，根本不敢想的情景。
把陈露从贵州大山深处带到北京上学的机会，来自“春晖行动——致公学生培养计划”——这是一项由北大青鸟集团和贵州春晖行动发展基金会联手具体执行的公益助学项目。从2010年到现在，包括陈露在内的123名贵州山区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学生，受到北大青鸟集团2950万元的资助，将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完成初、高中6年的学业。
经过两年的摸索，老师们发现，对这123名孩子的教育绝非“换个地方上学”那么简单，从小学生到中学生、从小山村到大城市、从熟悉的人到陌生的人，一点一点的变化，教师们付出了超乎想象的努力。老师们清楚，123个孩子的背后承载着123个家庭改变命运的希望。
怎么给这群孩子“提提神”
2010年盛夏，在北京西站见到第一批从贵州来的53名孩子时，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后勤部主任李跃进“感觉冷冷的”。
原本以为这些第一次到北京的孩子会冲着自己手上的摄像机挥挥手，再微笑一下，可现实是孩子们一个个都往后躲，眼睛东张西望，谁也不敢多说话，显得非常拘束。
陈露就是那批孩子中的一个，她至今记得第一次走出北京西站的感觉是“好大好挤”。对来接站的老师，陈露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是记得每一个老师都在对着自己笑，而自己笑得很少。
这样拘束陌生的感觉一直带到了学校。孩子们几乎不和外人交流，老师们主动安排的交流对话也总是在“挤牙膏”式的一问一答中收场，以至于老师们经常要费尽心思猜孩子们之间用快速的贵州话聊天到底说了什么。
面对食堂里丰盛的饭菜，从小爱吃辣椒的孩子们谁也不好意思说想要点辣椒油，即便主食安排了馒头，孩子们也会勉强吃下去，尽管他们对面食一点也不感兴趣。
“没有精气神可不行。”北大附属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务主任赵傲国说，当时最棘手的任务就是怎么给这群孩子“提提神”。
老师们开始有意识地在军训中加入了竞赛的环节：把北京的孩子和贵州的孩子打乱分组，每个小组里都有北京和贵州的孩子，然后小组之间做唱歌、队列、内务竞赛，让两地的孩子有团结协作的机会。
最初上课时，老师们抛弃现成的教学大纲，自己设计符合贵州孩子知识水平的教案，保证每一个孩子上课都不会感觉如在“云里雾里”。
辣椒和馒头的问题，也上了全校干部大会。食堂师傅不会做贵州菜，校长董琦要求食堂采购员去寻找符合孩子们口味的辣椒，磨成面，做成辣椒油，放在餐桌上，每天必须要有，主食尽可能多地安排米饭，偶尔可以吃一次馒头。
一段时间后，赵傲国感受到了最直观的变化——“挤牙膏”式的谈话开始变成“竹筒倒豆子”了。
来自贵州赫章县的学生王梦卿可以感受到，到北京两个月以后，自己的精神状态慢慢好了起来，不会再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也开始适应干燥的天气，适应离开家的生活，“还会主动跟老师聊聊老家有多美”。
为了得到认可而努力
按照资助计划，2011年夏天，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再次迎来了70名来自贵州的初一新生，前一年来的53名贵州学生顺利升入初二。
这两批总共123名学生给学校所有老师留下的印象，都是一直在为了得到认可而努力。
李跃进说，每天做早操的时候，校服穿的最整齐的、动作最标准的，一定是贵州班的学生；学校组织活动，参与最认真、最团结的一定是贵州班的学生；在和其他同学有了小摩擦、小矛盾时，讲道理、不打架的也是这群贵州学生。
陈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之所以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有一部分原因是同学们不自信，总是感觉跟北京的学生差距太大，“有时候甚至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样的差距更多来自学习方面。
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处于北京市丰台区，初一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陈露所在的贵州班在全区统考中成绩倒数第一。
“看得出，学生们压力挺大。”赵傲国说，这样的成绩在意料之中。
刚刚走进初一的课堂时，这群贵州学生几乎一半没有学过英语，上英语课时，老师一方面要从最初级的字母、单词讲起，一方面要纠正大家“方言味”的英语发音，而同年级的北京学生已经开始阅读英文文章了。
其他学科的基础也都比较薄弱。面对大家参差不齐的知识水平，老师们决定暂时放弃教学大纲，依照同学们的情况设计“教案”。
每节课前，学生们都会收到一张老师编好的教案，教案内容包括当堂课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几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和一些习题，“有时教案达不到教学大纲要求的深度，但必须慢慢来。”赵傲国说，学生先听懂才可能有信心学好，每一个老师每天做得最多的就是鼓励、鼓励、再鼓励。
上课的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师们希望培养这批学生的自学能力，下决心要把课堂上专心听讲的“乖乖孩子”，变成讨论着学习的“问号孩子”。于是，课堂上整齐面向黑板的课桌椅时常会变成围坐的“小圆桌”，老师一个重要知识点讲解15分钟，剩下的半个小时，同学们围绕教案上的问题和不清楚的内容展开讨论，有讨论不清楚的问题随时向老师发问。
同学们也非常努力，王梦卿感觉自己每天“不知道哪冒出来那么多问题”，总能够自己翻书或者和同学讨论解决这些问题。
在赵傲国看来，对这批学生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的培养，是见到了成效的。
一年多以后，在初二下学期期末考试中，陈露所在的贵州班成绩冲进了丰台区前50名。“佩服！佩服！”赵傲国说，这就是学校师生对这群贵州学生的评价。
改变的不仅是学习
“融入北京”一直是摆在老师和123名贵州学生面前的问题，这个在公益资助实施前就反复讨论的话题，始终像一道槛横在面前，所有相关的人都在为此努力。
“要说现在就能融进北京学生的圈子，那一定是假话。”陈露说，自己曾经帮助过一些北京同学学习英语，但学习之外没有什么接触。
老师们的努力是，每一个老师和3个学生结对子，把嘴上说“贵州孩子是亲人”变成现实的亲情。
和赵傲国结对的贵州学生是姬学铜、李宇佳、张成先，赵傲国每周都会找他们聊上两三次，每个月跟三个孩子的家长至少通一个电话，赵傲国已经养成了习惯，走在大街上看到什么有趣的小玩意都想着给三个孩子各买一个，“经常地给点小惊喜”。
但赵傲国也经常提醒自己，别太多干涉学生们的生活，更不能试图摧毁学生形成的“小圈子”，要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上给孩子成长的自由。
事实上，这样的分寸很难拿捏，赵傲国和老师们一直在摸索中寻找平衡点。
团贵州省委的团干们也在努力，每每有到北京出差的机会，不论是团省委书记还是春晖行动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都想着带点东西去学校看看，但他们同样矛盾的是，害怕去的次数多了，太过打扰。
学生们融入北京的努力更是被大家看在眼里。
衣着变化非常明显，“两年前，走进学校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贵州学生，现在差别不大了。”赵傲国说，贵州学生不跟北京学生比穿名牌，但有时带贵州学生去买一两件衣服，孩子们会考虑什么颜色和什么颜色搭配好看，同等价位的衣服会考虑买款式更新颖的，或者图案更好看的。
谈吐的变化也非常明显，刚到北京时大家不爱说话，贵州学生之间低声用贵州话交流，现在所有同学都习惯说普通话，有和北京同学交流的机会时，贵州学生大都会大大方方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便有时普通话并不标准。
在老师们看来，贵州学生们的这些努力，都特别有价值，融入新城市、新文化的努力可以让他们尽快成熟起来。
老师们也看到了一些北京学生可喜的变化，他们的聊天中会提到羡慕贵州班学生成绩好，羡慕贵州学生获得某个奖项，个别的还会主动和贵州学生分享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
“融合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更多实践摸索，过程不容易，但有样本意义。”赵傲国说。
今年，北大青鸟集团将再次捐资2300万元，联手团贵州省委、贵州春晖行动发展基金会，帮助100名贵州山区学生免费到北京上学。在董琦眼里，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脱贫致富、改变命运的希望，教育的过程即使再不容易，也要坚持下去。
现在，123名孩子已经回到熟悉的贵州老家过暑假。外婆家的小木屋外，王梦卿又爬上了那棵分别了一个学期的大树，她这个暑假的愿望，是带着弟弟在这棵大树上做个木头鸟窝。
本报记者 白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