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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里有一个段子，谈官员的选择：一群官员讨论一笔预算该怎么用？一是投资建设小学，让校舍和校车更安全；一是对监狱设施进行改善和优化。很多人原计划投资学校，但会议主持说了一句：在座的各位想想自己后半辈子还能使用到小学吗？最后，所有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改善监狱。
这并非现实，而是编排的段子，自然带着浓厚的妖魔化和嘲讽官员的意味。“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改善监狱”，隐喻着一种对当下贪腐现状的无情批判，更借此暴露了官员在面对选择时的价值判断。西哲有云：多建一所学校，少建一座监狱；每关闭一所学校，就可能增加一所监狱——这是劝告当政者重视教育，增加教育投入就会减少犯罪。可由于政绩体制和激励机制扭曲，很多官员会有完全相反的选择：宁愿多建监狱，不愿建所学校。
现实中的官员，虽然很少面临着建监狱还是学校的纠结，却时刻面对着其他的选择，在这些选择题上，很多官员都得了零蛋，起码在舆论和公众眼里是零蛋。
比如四川武胜的官员，民意的评价表上，他们就得了零蛋。新一期的《南方周末》报道，在刚过去的2012年7月，武胜县因一则“15亿元开发嘉陵江，武胜要建迪拜风光”的新闻而成为舆论焦点，可媒体深入该县调查发现，这个要建迪拜风光的县，在公共设施的建设上乏善可陈，该县没有游泳馆、体育馆、电影院、运动场、老年人活动中心和足够的公共厕所，近12年间，武胜先后有六任县委书记，平均两年换一个。书记走马灯地换，城市规划也变得眼花缭乱，一再调整的广场等公共空间逐渐被房产项目挤占。流水的书记，铁打的县城。
没有游泳馆，没有体育馆，没有电影院和老年活动中心，却热衷于建比肩世界的大工程大项目，热衷于不惜代价将本地运动员输出去夺金牌为县里争光，这并非个案，不少县都在这样做，武胜只是一个缩影和典型。面临民生和形象的选择题时，六任县委书记，都选错了。选错了却不用担责，甚至是逆淘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不影响高升。
这个问题上，开封的官员也做错了选择题，近来他们号称要“举债千亿造新城”， 拟斥资千亿重现北宋“汴京”，十几万市民将在未来4年内从老城区搬离——虽然官方回应称消息不实，但官方宣称的“借助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实现城市在内在风格上的统一”，并没有澄清传言，而是将“举债千亿造新城”换了一种表述罢了。开封的经济发展乏力，不去在强化教育、完善保障、培育支柱产业上下功夫，却热衷于这样的大工程大折腾。浮躁并功利地寄望于一个大工程提振地方官的政绩形象，却无心关注教育、医疗、环保等，开封此举，跟武胜县犯着同样的病。
其实，陷入这种政绩狂躁之中的某些官员，不是在做民生选择题的公仆，而成了一个红了眼的赌徒：拿着纳税人的钱，用一个县城数十万上百万人的命运，去赌自己的政治前途，用形象工程和政绩当作吸引上级关注和自己升迁的政治筹码。越是选举和换届年之前，这样的政绩狂躁表现得越是亢奋，不少地方都在争先恐后地喊着疯狂的口号：几年大变样，几年换一个新城，几年重造一个县城，几年建设一个什么之城。
这个“几年”，一般都是三年或五年，一届任期只有五年的官员，没有耐心有更多年的等待，没有经营城市的耐心，我在时，必须一切顺应我的意志；我走后，哪怕推倒重来，反正下一任一般也不会买账。加上“对上负责而不必对下负责”的考核机制，还有GDP一俊遮百丑的政绩机制，大工程大折腾在所难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可被任期和考核上了发条的官员，是没有这个耐心去植树和树人的，那太慢了，完全是为别人作嫁衣裳；把钱花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校车、游泳池、老年活动中心之类，都是上级看不到的里子——所以不在赌徒的选项里。
三年五年就大变样，只能是外表的，而且，只能借助于推土机。于是在某些地方，“推土机政治”大行其道，地方官施政最依仗的，便是推土机。因为只有这个无坚不摧的铁家伙，才能满足他们“旧貌换新颜迅速大变样”的审美取向和速度。其实，这个世界哪里有什么事非得“只争朝夕”，又哪有什么事必须“与时俱进”和“时不我待”——折腾，冒进，大干快上，民众都是被狂躁的官员挥着鞭子赶着走。他们的眼睛盯着自己的上级，从不愿往后看一下、往下看一下，逼人“致富”，逼人变样，逼人快走。民众慢得起，官员等不起，县域政治一字以蔽之：逼！
当地方主政者是一个为自己的仕途赌红了眼的“赌徒”时，只会有沸腾的民意反对声。这个时代，虽然已经不会有“民不聊生”，但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有民主，才会有民生；有民主，才会有“官”不聊生——这，应该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的常识，无须多言，尽在不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