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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黄鹤，琴台知音。
27年前，《知音》在知音故里靠3万元起家，如今已裂变为10刊两报、7个子公司、两个网站及1所学院，刊报月发行总量超过1300万份，总资产达8.6亿元的传媒集团。
几十年间，它创造了多个第一，数次引领期刊时代新风，担当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锋，被业界称为“知音现象”。
也许，《知音》曾经陪伴您的人生旅途，但您并不了解《知音》，甚至有过误解，不了解知音人的光荣与梦想，更不知道这些数字背后的传奇与故事。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4期“你可能不知道的知音”系列专题报道，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敬请关注。
沈有桥在楼梯拐角处办公的时候，丝毫也没想到《知音》能有现在的辉煌。
那是1984年10月4日，沈有桥到还未出刊的《知音》杂志社报到上班，领导问他：“你现在暂时只能在外面的楼梯里办公了，先委屈一下，行吗？”沈有桥只好搬了套桌椅，在楼梯的拐角处当上了《知音》编辑。
后来，《知音》杂志社被安排到楼顶的阁楼里办公。10多平方米的小阁楼有8个窗户。夏天，“火炉”武汉热浪袭人，小阁楼像一个蒸笼。
然而，就是在这个阁楼里，几个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孕育出了《知音》杂志，并创造了1985年1月创刊号发行40万份、当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奇迹。
起步虽然粗粝，锋芒却耀眼逼人。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期刊发展史，很多期刊也跟《知音》一样，虽是应运而生，却创造了一时辉煌。不过，跟它们中绝大多数不同的是，《知音》更懂得顺势而为，敢为人先，在疲乏中振作，在浮躁中坚守，执着而勇于博取，渐成浩荡之势，长盛不衰。
上海市妇联原副主席，《现代家庭》杂志社原社长、总编孙小琪一直关注着《知音》的成长。她说，《知音》的成功，在于它在内容定位和经营管理上的敢领风气之先。
3万元起家，自负盈亏
知音传媒集团董事长、《知音》杂志社社长胡勋璧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知音传媒集团下属10刊两报，刊报月发行总量1300余万份，核心产业《知音》杂志现月发行量超过500万份，居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5位。2011年收入5.6亿元，实现净利润1亿元。
然而，27年前，《知音》却是由一间阁楼、3万元开办经费、五六个人的办刊队伍起步的。
1984年5月，当时大兴机关办经济实体之风，各地妇联都提出了兴办实体的项目。时任湖北省妇联主任的周明觉得，企业不好办，但办一本妇联的杂志，算得上个“实体”，而且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妇女。
在省委领导的支持下，杂志的筹办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省妇联领导意识到，只有过硬的主编，才能担负起办好刊物这一重任。于是，她们明察暗访四处选“将”。
后来长期担任知音集团二把手的雷一大是省妇联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是妇联的“一支笔”，他被确定为办刊人员。
雷一大说，当时他因为给报刊写稿也认识了一些编辑记者，脑子里过了一遍后，想起了《湖北青年》杂志社编辑组组长胡勋璧，他认为胡勋璧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时年28岁的胡勋璧已经有多年的办刊经验：20岁的时候，他就是武穴市田镇区委的通讯干事；22岁，担任《湖北青年》杂志社驻黄冈地区记者站站长，同时也是共青团黄冈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81年，胡勋璧调到《湖北青年》编辑部工作，随后被提拔为编辑组组长。
当时的省妇联领导考察发现，胡勋璧不仅有采编经验，还有管理能力。省妇联派出干部跟胡勋璧见面，征求他的意见，当时胡勋璧正好对刊物如何贴近读者、启迪读者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有着深入的思考，希望有个平台实现自己的创意和梦想。双方一拍即合。
万事开头难。第一难，难在取刊名。
当时的刊物几乎都在刊名前加上地域名称。省妇联的干部们在讨论刊名时，建议以《湖北妇女》命名的占绝大多数，最后，以暂定名《湖北妇女》和《家庭内外》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打报告，决定二者选其一。
“当时我和胡总都不满意，我们觉得刊名要响亮，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在未定名之前，广泛向社会征集刊名。”雷一大说，他们跑到邮局、大学、纺织厂征集刊名，最后一共征集来了29个刊名，其中就有“知音”。
到底哪个做刊名，最后由省妇联领导和筹备人员投票决定，结果，得票第一的是“女性之光”，“知音”排第二。
胡勋璧和雷一大两人一琢磨，还是觉得“知音”好，首先，中国有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动人故事。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武汉汉阳的古琴台。在“知音”故里创办“知音”杂志，再合适不过了。其次，这个刊名也可理解为广大妇女同胞的“知音”，跟办刊宗旨相契合。第三，“女性之光”的刊名会使内容变得狭隘。
1984年10月，湖北省妇联党组开会，专门研究刊名问题，党组成员对《女性之光》、《知音》、《家庭内外》三个刊名选定哪一个发生严重分歧，在时任省妇联副主任罗玉珍的力主下，选定《知音》作为刊名。
刊名算是定下来了，事情又突然起了变化。按惯例，只要省委省政府批准了办杂志，就会批给人员编制指标以及人头经费和办刊资金。当时正逢财政体制改革，省妇联接到的批复文件却是省财政仅一次性拨给3万元开办经费。杂志社的性质是“企业管理，自负盈亏”，也就是说，必须走市场自己养活自己。面对这个变化，胡勋璧萌生过退意，但他想得更多的是，杂志筹办工作已经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不能半途而废，对梦想的追求，使他不再犹豫，带着伙伴们继续往前走。
“清新”却触“高压线”，创刊号险些胎死腹中
《知音》的方向最终确定为“纪实性”刊物。然而，刊物却差点儿因此胎死腹中。
这是因为，胡勋璧有心将《知音》作为试验田，改变当时报刊以说教为主、缺少个性的特点，办一本真正符合读者口味的杂志。他们面临财政“断奶”、自负盈亏的压力，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需求为出发点办刊。
在创刊号选题上，他们组织了一批婚恋题材的作品，谈论人情人性的话题，还约写了一些案例报道和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文章。
“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文章必须‘三深入’，即深入生活、深入家庭、深入心灵，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弘扬人情美人性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选稿主旨。”胡勋璧说。
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无可非议，用雷一大的话说，“这些稿件贴近生活，真实反映现实，能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震撼，有股清新之气。”
然而，这种“清新”在当时却触上了“高压线”。当时，虽然改革开放五六年了，但由于“左”的影响，报刊上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问题还很严重，政治味很浓。而且，当时还有个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领域和范围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连《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也被视作“黄色书籍”予以没收。
在《知音》创刊号印刷时，有人不知道通过何种途径看到了样刊，当即向省委反映创刊号有严重问题。几位老干部还找到领导告状，要求停发创刊号。
胡勋璧和省妇联领导急了。省妇联领导反复审阅了创刊号全部稿件，认为尽管个别文章、个别标题有些“不合时宜”，但整体导向上是健康向上的，主旋律是好的。
于是，省妇联领导找到时任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反映问题，钱运录把反映“有问题”的稿件看了以后，也觉得整体上是好的，不能因个别文章的微小问题将一本刊物扼杀在摇篮中，因此，他作出“导向是正确的，边发行边提高”的批示，亲自做工作，让有关部门为《知音》放行，《知音》这才逃过一劫。
1985年1月，创刊号面世，一时洛阳纸贵。中国期刊界的一颗新星开始闪耀。
孙小琪说，《知音》的成功，源于对人性本身的解放、理解、悲悯心的呼应，它既有新闻杂志的新鲜信息，又有文学杂志的内在张力，对读者的诉求呼应得很充分。“‘文革’结束后，先是因被桎梏了多年的情感爆发，文学刊物有了猛增。接下来人们清理既往、建设新生活的欲求强烈，生活类刊物在此时创刊，所以一问世就获得了成功。”
雷一大说，《知音》的文体和选题，让许多人觉得《知音》是真正的“知音”，所以特别抢手。“那两年我去新疆出差，在报摊上看到，买《知音》必须要搭其它滞销的杂志，因为《知音》实在卖得太火了。”
从创刊之初几期看，《知音》的一些东西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了，20多年未作大的变动。比如，创刊号封面上是女杂技演员李莉萍的半身照片。20多年来，《知音》的封面都有一位封面女郎。名人的情感故事也在创刊号上出现，斯琴高娃的人生苦恼被娓娓道来，这也是《知音》坚守了20多年的选题；《一个离婚女子的痛苦呐喊》等人情、人性故事的出现，后来被《知音》做到了极致；《爱情天幕上一个颤抖的问号》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标题，也奠定了《知音》未来标题制作的道路。
孙小琪认为：“几十年过来，《知音》人性美、人情美定位从来不变，只在自己认定的模式上精耕细作，这对品牌形成很关键。”
“创刊号的成功，也验证了我们提出的‘三深入’的正确性，因此，我们将‘三深入’确定为最主要的办刊思路，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胡勋璧说：“没有对质量上的强大追求，不能当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我们不可能取得成功。”
一篇稿子就得了3.7万元稿酬
办刊如河，有顺流也有暗礁；办刊如路，有坦途也有坎坷。
从1987年年底开始，《知音》发行量遭遇滑铁卢：1988年最高月发行量跌到100万份以下，年平均月发行量只有80万份；1989年最高月发行量跌落到60万份，年平均月发行量只有49万份。
胡勋璧说，下跌的原因，一是遭遇竞争，大量文化生活类刊物创刊；二是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杂志涨价，影响了发行量，“但更主要的还是杂志本身不像过去那样受读者欢迎”。
当时大家都很焦虑，开始眼红别的刊物，如南方的《家庭》和北方的《女友》，前者以报道名人明星见长，后者注重文章和版面表现形式的新颖与活泼。
《知音》内部有人坐不住了，有的主张要走《家庭》的路，有的认为要像《女友》那样办刊。“但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的阵脚没有乱。一个刊物特色的形成，是经过长时间努力才得以不断强化和明确的，而且受到编辑、记者的工作经验、人才结构等条件的制约, 是其各方面优势的集中反映，如果我们不顾本刊实际，盲目地去模仿和学习别人，只能是邯郸学步, 陷入更困难的境地。”
胡勋璧认识到，《知音》发行量不断下滑，并不是编辑方针错了，“特色”上有问题，恰恰相反，是因为没有坚持好自己的特色，离普通读者远了。
于是，他在全体编辑会议上郑重提出： 坚持“三深入”的编辑方针不动摇。围绕突出“人情美、人性美”的特色，力争达到“篇篇可读、期期精彩”（后又调整为“期期有重点，篇篇是美文”）的质量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作出重大改革。
首先是严把审稿质量关。负责三审和二审的主编、副主编真正做到以质取稿。对外部的作者，彻底杜绝关系稿、人情稿上版面；对内部的编辑记者不搞平衡，不照顾情绪，谁的稿件质量好就上谁的稿件。主编、副主编带头去组织高质量的稿件，以身示范。
第二，改变现在大多数报刊社按版面或栏目分工的做法，编辑没有固定的栏目，可以采写和组织各个栏目的文稿，择优刊发，以此最大限度地保证发稿质量。
第三，对作者舍得进行感情投资。除了通过编辑出差、书信、电话与作者交流信息、密切联系外，对有突出贡献的作者，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作者笔会，所有费用均由杂志社承担，这一做法，也是大众刊物中实行得最早的。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篇篇可读，期期精彩”逐步成为读者对《知音》的由衷评价，发行量稳步上升。1994年重新突破百万份大关，最高月发行量达到115万份；1995年第5期发行量达到140万份，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于当时各大中城市都市类报纸纷纷创刊，纪实类稿件的争夺空前激烈。
为了争取到好稿件，从1997年开始，《知音》就实行了千字千元的高稿酬制度。
“我有个理念，就是要让作者享受刊物发展的成果，所以我们愿意出高价钱拿到好稿子。衡量好稿子的标准，首先是真实，二是独家，三是看影响力。”胡勋璧说，实行高稿酬制度，就是为了调动作者的积极性。
除了稿费，还有各种评奖，且奖金不菲。比如，《知音》的撰稿人徐向林的一篇稿件，月度奖金1万元，年度奖金两万元，加上稿费7000元，一篇稿子就获得了3.7万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胡勋璧曾去台湾地区交流，发现《知音》的稿酬比台湾地区的报刊都要高很多。
与此同时，笔会制度也在改进，写稿多、质量高的作者参加一级笔会，去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一级笔会作者写稿数量和质量稍逊的参加二级笔会，去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每次每支队伍都去数十人。
重金之下是稿量的保障。雷一大说，“不说百里挑一，每期稿件十里挑一肯定是有的，真正做到了优中选优，精益求精。”
“我们扩张，但从不盲目扩张”
从1996年开始，《知音》发行量蹭蹭地往上涨，1996年年底达到200万份，1997年第5期达到280万份，1998年第9期发行量达到了320万份。而在同期，许多曾辉煌一时的刊物却稀里哗啦地倒下去了，曾经期发行量高达960万份的《大众电影》、曾经一刊风行的《青年一代》等逐渐式微。
随着发行量的突飞猛进，《知音》富了。为了让《知音》进一步做大做强，胡勋璧们想起了扩张之路，其中的一个思路就是“一业为主，多业发展；一刊为主，系列发展”。
“我们当时也认识到，单靠一本杂志，一年12期，要创造出太大的空间不大可能，所以我们决定展开更多布局”。胡勋璧说。
1996年8月，《知音》推出《知音·海外版》，创刊号发行量即达8万份，后来增长至50万份。
为了改变月刊周期太长的缺陷，1999年起，《知音》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分为上半月版和下半月版。
2000年11月和2001年3月，知音杂志社又创办了《打工》和《好日子》杂志。《打工》也分为上半月版和下半月版，有“小知音”之称，创刊第二年就实现了月发行量30万份，后又发展到50万份。
“我们虽然在扩张，但从来不盲目扩张。”胡勋璧说，“1999年改成半月刊的时候，我们在1998年做了大半年准备，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新招了很多人，多次试刊，改成旬刊也是一样的，都提前准备和培训了队伍。全国这么多刊物，像我们这样改成功的不多。我们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知音也在适时向期刊出版相关产业延伸，1996年，创办广告公司、发行公司、印务公司。2000年前后，在网络投资和教育投资热潮中，知音又投资兴办了知音网站和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这两个是知音的战略性投资项目。
胡勋璧说，知音的多元产业格局思路非常清晰，由四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核心层，即品牌产品《知音》，第二个层次是从第一个层次延伸出来的知音系列刊报，第三个层次是与刊报出版密切相关的知音系列子公司，第四个层次是战略性投资项目。在胡勋璧看来，这种发挥品牌资源优势、通过品牌资源延伸来实现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投资风险和开发成本，实现低成本扩张，较快达到产业发展目标和效益预期，“基本上我们办一个成一个”。
在2000年后知音传媒集团的发展中，最耀眼的是《知音漫客》。仅用6年时间，这份创刊于2006年的期刊新锐就完成了从名不见经传到发行量“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跨越。《知音漫客》可谓是《知音》期刊阵容中的异数，因为它根本不针对成人世界办刊，而是面向90后。
说起办刊初衷，胡勋璧说，很简单，我也是动画爱好者，我女儿很小时，我就跟她一起看阿童木和一休，“小孩非常喜欢看动漫，读者群很庞大。后来我碰到《知音漫客》现在的主编李靖，他在这方面也有着敏锐的嗅觉，于是就创办了这本刊物。”
现在，基于《知音漫客》平台进行的多元开发，如图书出版、手机漫画、动画、游戏、在线商店，已经让知音传媒集团又多了一个产业集群。2011年，《知音漫客》的收入已超过《知音》杂志，利润率也与《知音》杂志相距不远。
“这等于再造了一本《知音》。”胡勋璧说。
如今，知音形成了以《知音》杂志为核心的期刊出版、广告经营、书刊发行、印刷制版、物业开发、网络媒体、动漫制作、高等职业教育等多元产业构成的产业格局，正准备进军资本市场。
随着知音传媒集团产业越来越大，办公地点先是搬到了水果湖高15层的知音大厦，2006年1月，又搬到了紧邻东湖的面积近百亩的新办公区。
沈有桥感叹说：“弹指一挥间，胡勋璧老总率我们在恶劣环境里孕育的《知音》，从一个五六个人的杂志创办出一个上千人的集团。我跟着他们从‘楼梯办公室’搬进了东湖路16号知音大厦，又从知音大厦搬到如今规模更大的新办公区，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感慨万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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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铁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