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困境

    一座桥究竟有多大威力，竟能改变一条近20公里水域的景观？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德雷斯顿被除名并不在于桥本身有多“丑”，而在于新桥破坏了既有景致的和谐美感。可问题是：新和旧又是谁在下定义？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个空场，排列自汽车发明以来每年出产的一辆车，请你选择一个年份，在此之前的车可贴上“古董”的标签，之后的车则不贴。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难作出判断。有多旧才算旧？如果以1950年为界，凭什么1951年的车不是古董，而比它只“旧”一年的车就是呢？在新和旧之间，我们究竟依照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审美评判？

    既然新与旧的界限永远是相对的，甚至是模糊的，我们又怎能断定“新”必然破坏“旧”呢？拿德雷斯顿的新桥来说，它的新只是相对于其他七座桥而言。这七座老桥中，距离现在最近的一座桥修建于1935～1936年，假设当年世界遗产已经存在，那这座桥是否也破坏了彼时的景观呢？换过来说，如果再过30年世界遗产组织才建立，那今天修建的第八座桥或许也成为整个易北河谷文化景观的一部分，被予以高度评价了呢？

    既然文化景观的标准是决定德雷斯顿的“生死符”，那么，问题便进一步还原：什么是文化景观？什么又是文化景观所体现的价值？

    在世界遗产名录设立之初，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毫无交集。逐渐地，人们意识到自然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1987年，我国的泰山历史性地同时入选了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第一项“双遗产”。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对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些经由人建筑、规划、设计而形成的自然风貌进入了视野。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各路遗产专家，专题讨论这类遗产，会议成果便是“文化景观”概念的诞生。

    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同的成果。它体现出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人类对其居住及文化活动的自然空间进行创造的成就，主要指人们对其生活环境中的土地、山川、河流等的合理利用。

    从分类上讲，文化景观可以是以一定审美情趣为标准而刻意建造的事物，比如花园和公园；或是在历史中有机形成的景观；也可以是那些人为痕迹很小、有一定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关联的自然景致。其中，第二类文化景观的特点是它的“活”。从历史到今天，文化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来就不是死水一潭，而是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这也是德雷斯顿的易北河谷入选世遗名录之时曾得到的评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其赞赏道：今天，一些沿河梯田仍然种植着葡萄，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设施依然存在于沿河的村落之中。同时，易北河的桥梁也扮演了重要的遗产角色，单轨吊索铁路和索道也被认为是文化景观的一部分。这就更加让人迷惑：既然历史的发展和延续是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既然吊索铁路、钢桥都颇具遗产价值，为什么新建的桥就破坏了整个景观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延续的体现吗？难道对于易北河谷来说，所谓的历史有机性和延续性只存在于文字之中，而在它被列为世界遗产的那一刻，这样的有机性就在历史中被定格了，任何新的变动只会被判定为一种破坏，而不是延续？

    一位法国学者曾带我到河谷和桥下去体验，并向我解释：“不要拘泥于文字表述，你亲自来感受一下吧，有了新的桥，这条河究竟还美不美？”显然，她的回答是：不美。

    这正是世界遗产的死穴！用科学、严谨的语言和文字来表述超越一切的“美”，几乎是不可能的！哲学家伽达默尔曾说：“当我们尝试用文字来表述‘美’的时候，美便消失了。”

    美只能用心灵去领悟，但世界遗产却必须要有概念和标准才能支撑它的权威性。这虽然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制造了审美的困境。

    (本文所提出的对审美的纠结，以及上一篇所述的政治因素的介入，是导致易北河谷被世遗组织除名的两个主要原因。其实，这两个问题不仅是易北河谷，而且是大多数世界遗产都曾遇到的困境。要理解这些困境，我们首先要理解世界遗产产生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回顾世界遗产的诞生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