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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荡漾的洱海，是旅游名城云南大理最亮丽的名片。过去10年间，这一池湖水实现了从水质恶化、蓝藻爆发到湖清水净、波光潋滟的反转。
洱海内24个监测点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洱海水质已连续半年达到二类水标准，一跃成为全国城市周边保护最好的湖泊之一。而10年前，洱海的水质曾经徘徊在四类水的边缘。
一位湖泊专家说，过去提起湖泊治理，成功的案例都在国外，如今变化中的洱海则树起了中国样本。
大理白族自治州副州长许映苏说，发展经济曾走过的弯路已发出警告，洱海出了问题，大理就没有未来。所以大理提出，洱海清，大理兴。
这几年，大理在制定发展目标时，把洱海的水质作为一条红线，任何加重洱海环境负担的项目都会被禁止。尤其在洱海的源头洱源县，GDP的增速已不是第一要务，水质的保护与官员乌纱帽直接挂钩。
这10年，自从“十一五”规划将节能减排列为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后，环境保护已成为考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砝码，由此也带来了一场地方官员执政理念的变革。
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熊跃辉过去10年一直从事环境执法工作。对他来说，跟污染企业的“猫鼠游戏”一直是工作主基调，但他也感受到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态度的变化。过去，如果哪家利税大户有了污染问题，地方政府一般都是庇护者；但现在，有相当多的官员已转变观念，不再愿意给污染企业做保护伞。
熊跃辉介绍说，“十一五”期间，河北省曾出台过一个政策，划定了30个减排任务重的县市。这些地区的政府负责人，如果完不成减排任务，是不能升迁和调动的。过去环保部门要找地方政府领导汇报，得追着领导跑，而政绩指挥棒变了以后，地方政府领导关注环保的积极性也高了。在这位环境执法工作者看来，这1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前所未有。
最直接的效果是，“十一五”结束时，我国首次实现了五年规划中“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任务。之前的若干个五年规划中，污染减排的目标很少被重视，减排也成为从未完成过的任务。
“十一五”期间，经济大省山东承担的减排任务在全国最重，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减排指标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和1.49倍。“十一五”初期，拿到国务院下发的任务状时，就连山东的环保部门也认为，这样的减排任务太重，几乎不可能完成。
叫苦的不止山东一个省。在“十一五”开局第一年，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重视节能减排指标。环保部一位负责减排工作的官员告诉记者，当时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有好几个省，在2006年年底就上报环保部说，他们在“十一五”第一年就完成了5年主要污染物削减10%的任务。但据环保部掌握的情况，这些省当年的污染物排放还在以两位数的量级增加。
这位官员说，这个事例反映了当时许多地方政府的心态，认为节能减排不过就是一场数字游戏。
一系列动真格的措施在2007年启动。其中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节能减排责任状，并且出台了相关的考核条例，明确节能减排任务由地方政府负责，完成的情况将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未通过年度考核的省级政府部门必须在1个月内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报告，并限期整改。
也是在2007年，中国环境保护出现了重要拐点，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两项主要污染物指标首次出现下降。
减排任务最重的山东省，居然在2009年，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减排目标。背后的缘由，是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再认识，是一场GDP与COD（化学需氧量）的平衡。
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至今还记得，省长姜大明在“十一五”初期下的死命令：“所谓约束性指标，就是完不成任务要摘乌纱帽的指标。”
山东化学需氧量的减排任务重，主要是因为造纸行业污染。究竟要不要为了这区区百分之三四的贡献率就放任造纸行业肆意排污？
环保部门测算过，如果执行最严的排放标准，山东全省有80%的企业都不能达标，似乎对行业影响很大。但细分下来，不达标的这80%，主要是规模不大、工艺落后的厂家，产量仅占全省的30%。而剩下20%的这些企业产量大、工艺先进，反而污染排放量较少。
环境指挥棒引导的结果是，“十一五”期间，山东造纸产量翻了一番，但这个行业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却削减了58%。
地方官员既完成减排任务，保住乌纱帽，也实现了经济发展不停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把这种变化总结为环境优化发展。
在他看来，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绝不是对立的矛盾。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以环境的承载力为基础，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制约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会阻碍经济发展。
周生贤说，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就如考试对于学生一样。学生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希望考试，但是考试确实提高了学生的成绩。
山东或许就是“提高了成绩的学生”，用环保的手段实现了更优的经济发展。在山东，一系列环保指标被折算为：河里有鱼，城市里要看得见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