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更看重语言智能和数学逻辑智能,这有利于文化知识的开发和积累。这种模式如果极端化,就会忽视孩子们其他方面的智能,因此,应该避免人才标准单一化,应该有多元、全面的成才观。
一个理想的班级,是可持续的、活泼的,充满生活特性的集体。一个纪律过严、活跃不足的班级,很难爆发创造力。教育工作者要意识到这些素质的重要性,给那些具备领导力的孩子成长的空间,引导他们,鼓励他们,尽可能地认可他们。
每个班级都会有班长,都会有班干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成绩好,听话,严于律己。可在同学们的眼中,他们是学习机器,是班主任的传声筒,甚至是专打“小报告”的。
班干部的角色,在这两套评价体系中,永远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经过权威认证,另一方面,他们在被群体认可、接受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困难。
有趣的是,在同一个教室空间中的“孩子王”就有不少人乐不可支地围着他转。他们的性格和胆识以及一些专业长项,既满足同伴成长的需求,又提供了相对宽松的交流气氛。这种具有领袖气质的孩子王今天被叫做“地下班长”。
“领导力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社会化技能。”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洪明表示,领导力并不是基于权威化的职位而产生的权力,而是一种集凝聚力、亲和力、表达能力、团队意识、服务热情等一系列综合素质于一体的影响力。
呼朋引伴是一种社会化技能
从小学到初中,大部分时候,张伟的成绩都让父母绝望。高中分班的时候,老爸毫不犹豫地替他选了文科班,但每次考完之后年级大排名,他的名字还是从后面找起来更快一些。为了避免挨揍,来学校受刺激的都是老妈,“我妈心理素质好”。张鹏最怕老爸控制不住当众掴他后脑勺,“特疼”。
文科班男生少,张伟还很是惆怅了一阵子,不过很快,这个问题就在放学路上解决了。放学的时候,不住校的学生都要到车棚去取自行车,一来二去的,张伟就成了那个蹬着自行车,呼啦啦招呼一群男生赛车的“头儿”,有同级不同班的,还有的是高三的。
周末,张伟在家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一会儿短信,一会儿电话,这些“骚扰”张伟的人,统一被老妈称为“狐朋狗友”。
运动会的时候,张鹏他们班看台的座位差不多都被别人坐了,好多同学来了只好站着,一些女生愤愤不平地小声嘀咕,可坐着的人还是假装听不见。
等张鹏抱着一箱水爬上看台,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他二话不说就拍上一个男生的后背,“我说,你跑我们班来干吗?”对方有些不好意思,几个人一走,其他人也陆陆续续起身,还有坐着不动的,张鹏就挨个儿找人家让座,“你们班在那边呢,红椅子那片,看得见吗?要不我带你们过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混在张鹏身边的男生开始叫他“班头儿”,尽管他既不是班长,也不是书记,但如果他去动员那些坐不住的男生参加合唱,他们大都会很配合地站那儿嚎上许久。
不过,张伟不会跟父母讲这些,“他们觉得我心思都放在这上面,不务正业。”
“呼朋引伴、沟通协调,实际上都是人际交往能力的体现。”洪明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人际智能,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孩子,善于察觉别人的情绪,体会他们的感受,并很好地理解别人。
根据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类的智能是多元化而非单一的,主要是由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自然认知智能八项组成,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智能优势组合。
洪明表示,中学阶段恰恰是培养和锻炼社会化技能非常重要的时期,父母还是应该先肯定孩子这方面的“优势”,在这个基础上,再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让他能够打出智能组合的“优势拳”。
喜欢掺和事儿的隐形“公益人士”
相对来说,李铭的“地下班长”做得就要轻松些。
李铭爱打乒乓球,这个小爱好,纠集了好几个“同伙”。下课铃一响,这伙人里必然会有一个箭一般地冲出教室抢占乒乓球桌,等着其他人过来“开赛”。李铭球打得一般,但他却是抢桌子最得力的那个,要赶上他在打球,别人说“李铭,我玩会儿”,他就让给人家打。
这种“利他”模式很快让他成了孩子王。李铭的物理特别好,满分150,他每次考试都在145分以上。不管是自习课还是课间休息,李铭都是有问必答,有题必解。要是去游戏厅,如果赶上谁刚好花完了这个月的生活费,李铭会特豪爽地把手搭他肩膀上,说,“兄弟请你啊!”
这股子“江湖气”在对待女生上会含蓄一些。比如春游的时候,李铭肯定会主动帮女生背包,要是哪个人高马大的男生两手空空,李铭肯定问他“好意思呀你”。反观对门那个文科班,男生是稀缺资源,哪个女生都不好意思开口找他们中的某一个帮忙,搞不好,就会被同学们起哄凑成一对。
无论如何,李铭是个喜欢“掺和”事儿的。搞竞赛,他帮人家找题库;策划活动,他全部包办;黑板报,他帮班长出主意。可是,这些事情除了攒人气,其他的体制内荣誉大都与他无关。竞赛得奖了,是班长上台去领奖;活动成功了,老师只会记住你“积极参与”了;黑板报就更不用说了,那本来就是班长的分内事,人家才是名正言顺受表扬的。
在洪明看来,这些都是锻炼“领导力”的具体实践,团队意识、奉献精神、自愿服务热情,诸如此类的社会化素质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都还得不到充分的肯定。
“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更看重语言智能和数学逻辑智能,这有利于文化知识的开发和积累。”洪明说,这种模式如果极端化,就会忽视孩子们其他方面的智能,“我们应该避免人才标准单一化,应该有多元、全面的成才观。”
一个理想的班级,是可持续的、活泼的、充满生活特性的集体。“一个纪律过严、活跃不足的班级,很难爆发出创造力。”洪明说,教育者要意识到这些素质的重要性,给那些具备领导力的孩子成长的空间,引导他们,鼓励他们,尽可能地认可他们。
草台班子和班长叫板之后
程成上大学之后有些不适应,没有班主任,只有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辅导员。也有班长,但除了迎新会,几个月都没见他组织什么班级活动,同学们要么是以宿舍为单位论集体,要么就是我行我素当“独行侠”。
大学生活,忙的时候忙死,比如考试前一周;闲的时候闲死,比如不考试的那几个月。独立没什么不好,可没人一起玩就没意思了。程成于是组织了几次远足,最初只是去公园,人也不多,后来,不少人慕名而来。最远的那次是去山西,一共有十几个人同去,可把程成累坏了,买票、订旅馆、安排日程、设计路线,每到一个景点,他就像个导游似的大喊:“两个小时以后还在这里集合!”
等他们十几个人安全返校,程成还没缓过劲儿来,就被辅导员叫去说了一顿——万一有点什么事,你担得起责任吗?程成有些小郁闷,我这不图名不图利,累得死去活来还得挨批,怎么这么冤哪!
程成耷拉着脑袋回宿舍发了一通儿牢骚,那个踢球崴了脚腕的哥们儿马上说,“打小报告”的一定是班长,“你把人都带走了,他的活动可是唱了空城计啊!”
如果说此前两人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此后他们之间就有了各种叫板和不服。程成看不惯班长的官僚气,不能服众,对方也看不上他们的草台班子。他们晚上出去混迹于各种小吃摊,但从来不问班长去不去,虽然程成觉得他们这伙子人更像个集体,但对一心扑在学生会上的班长来说,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
直到大三,大家开始考级、实习,自己的事情多了,集体的事也就淡了。
“地下核心的出现,其实是同学们对现有的管理方式不满的一种表现。”洪明说,制度化的授权、权威化的认可,有时候只能获得表面上的服从,而“民间”自发形成的核心是“大家通过事情验证出来的”,因此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
“有的老师喜欢选择学习好,听话,自我管理能力好的学生当班长,”洪明说,这跟老师的管理观分不开。这样的班长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成绩差的学生怎么能服众呢?”
洪明认为,管理不是“压制”,不是要整齐划一,纪律是一方面,活泼也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班长不应该是老师意志的执行者和贯彻者,而应该是通过自主自发的带动和实践,获得群体认同的参与者。只有这样,才有威信,才能服众。
班长和班干部的作用不是要让所有人“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调动每个人实现自我管理,“他们的角色不是‘官’,而是组织协调者。”洪明说。
(来扬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