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有“病”也要慎言废除

    8月下旬，15名学者将一份《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寄往全国人大。建议书矛头之一即是社会抚养费制度。发起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表示，“取消或废除社会抚养费制度，不仅体现了对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保护，还能避免现行社会抚养费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新京报》8月24日）

    基层计生部门挪用抚养费，填充乡镇财政，甚至以不入账形式贪污；还有一些计生人员利用抚养费寻租。从这出“变形记”来看，社会抚养费已经病了，所以，有学者建议将其废除。只是，笔者觉得，社会抚养费虽然有病，但不能让它立即死，仅仅因为存在一些乱象而将其废除，从责任追究和社会抚养费的功能上来讲，都是不合适的。

    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分。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予以保障。可见，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与使用实行的是“征缴分离”、“收支两条线”。地方政府无视这两条原则，将社会抚养费截留、挪用、贪污、私分，这固然有社会抚养费监管缺失的原因，也有基层政府违规操作的问题。针对前者，通过完善相关监管制度即可，后者则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问责，对抚养费制度动刀是头病了医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计划生育条例，其中规定，对违反政策生育子女者，征收一定数额罚款，后来该项罚款更名为计划外生育费，明确其性质属于补偿性的行政收费。2000年年初，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在现阶段，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给予必要的经济制约”。在目前，针对超生、多生等行为，唯一可供采用的也只有经济手段了。若不再征收抚养费，结果必定是谁想生就生，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废除一个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理由，要么该制度违背了宪法，比如收容遣送制度；要么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比如1997年之前的刑法中关于流氓罪的规定。只要该制度仍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弊病缠身也不能轻言废除，所要做的是慢慢改进它——因为一旦将其废除，它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就会失控。如果立即废除社会抚养费制度，其他手段又没有跟进，那超生、多生行为便会肆无忌惮，人口无序增长将成为必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抚养费存在乱象，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可支配的权力过大。相关人士建议，将社会抚养费由上缴地方财政改为中央财政，以此切断部分地区刻意追求征收数额的动力来源。此建议是可行的，中央再集中对此款项进行分配、利用。这就给我们留下一个启示：当一项制度疾病缠身而又不能废除时，就需要走变通之道，让其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