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不盲目追求升本，不追求规模上的大而全，依托行业企业办学，走特色化办学道路，这是上海高职现象的典型特征，并在全国成了一道特殊风景。
在我们破解上海高职现象的同时，记者希望寻求权威的解读。为此，记者专访了分管高职教育的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印杰。
上海高职整体是一盘棋
记者：在采访上海的几所高职院校时，发现每所高职院校规模不大，最大的学校也不过5000在校生。这是出于产业发展的原因，还是生源压力的原因，抑或是其他方面的考虑？
印杰：上海高职不做“万人校”。我不希望上海每所高职院校都办成一所综合性的学校。目前每所高职院校一般不超过七八个专业，基本上都面向一个行业，每所学校有其特色专业或者专业群。
如果让学校突破了原来的领域，去做一个与以前完全无关的领域，学校办出来的专业并不是很好。即使这个学校可能很好，但办出来的专业也未必好。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上海高职整体是一盘棋，把所有学校的专业都放在一起综合考虑。
现在，上海高职越来越重视办特色学校，办重点专业、特色专业。我们不希望一个学校招了1万人，比如办50个专业，其中有3个专业很好，47个专业只是陪衬。就凭3个专业在社会上打拼，质量就没有保证。
我希望上海的每所高职学校不要超过10个专业，其中有5个或者3个在全国办得最好，这就够了。
评估学校还不如评估专业
记者：您说上海高职整体是一盘棋，综合考虑所有专业。是否意味着，从原有的评估学校演变成现在的评估专业？评估专业的原理以及标准是什么？
印杰：当一个学校的基本条件还不是很好的时候，评估学校最简单。学校有多少地，多少房子，每一个学生有多少教学用房，多少学生宿舍，学校的增值比是多少？等等。这些容易反映一个学校基本的办学条件。
一个学校达到了这些条件，才能得60分。现在，上海的大部分高职不是达到60分的问题，是希望每所高职达到90分的问题。这就不能单单只看学校的硬件，更要深入地看专业。
比如说，一个学校有10个专业，我们给学校的一个总评分是80分，而我们要求学校达到90分，那要怎么办？这80分里有5个专业是100分，5个专业是60分。这就需要去考虑学校那些60分的专业。为什么这些专业只能得60分，或者说学校怎么把这些60分的专业达到80分，或者是强制要求把60分的专业关掉。这样，整个学校的水平才能够提高。
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专业的学生都受到很好的教育，使得学校更优秀。
另外，只要这样评估专业，学校就会主动关掉一些办得不灵的专业。否则，学校永远都不会主动关闭办得不好的专业。
记者：既然评估专业，就有一个评估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印杰：这个标准就是培养人的目标。目标不是学校说了算，要听取行业企业的意见，还要听取学生和家长的意见。
高职专业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求职岗位。另外，要有培养方案，包括知识、专门技能和综合素质等的明确要求。
比如高职护理专业，从业岗位很清晰，就是护士。所以，我们要制定护理专业培养的目标或者标准。就要有知识要求、技能要求以及综合素质要求。
制订教学标准要留有给学校发挥的空间
记者：教学标准的制订往往会有两个极端：要不没有标准；要不标准太死，容易造成千校一面。所以，在制订标准时，我们应该怎么平衡？
印杰：普通教育可以看淡标准。但是，跟从业相关的职业教育，就一定要有标准，但不叫标准化，“标准化”往往容易造成千篇一律。
为什么职业教育教学要有标准，因为培养出来的人与从业有关，而从业是有标准的。职业教育毕业出来的学生，都要有职业资格证书，还要有行业准入资格。
但是，标准本身是一个基准线，而不是一个最高线。这是为了留出空间给学校发挥。
如果所有学校都是同一个标准，学校就没有特色可言。所以，做标准的同时要防止千校一面。
并且，上海正在做50个专业的国际化标准，这当然是为了与国际接轨。
记者：现在，对教育国际化提得越来越多，在高职教育领域，“国际化”这个词提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您如何看待教育的国际化？
印杰：我认为教育的国际化分为4个阶段：一是引进来，比如到国外请老师，引入别人的人才培养方案；第二阶段是派出去，让老师、学生出国，了解国际，不光是其专业，还有其文化。这两个阶段，现在很多学校都做到了。
第三个阶段是引进标准。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培养的学生要能在国际上从业。比如说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职业，这些行业都有很严格的准入标准，有专业的认证。如果没有通过，就没有权利去从业。所以，我们要引入国外的教学标准，或者与国外的教学标准要接轨。
第四个阶段是输出标准，这是教育国际化的最高阶段。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把学校办到美国去，就有点输出标准的意思。
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不能仅靠教育部门解决
记者：据我所知，为了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上海市正在推行中高职贯通政策，我们如何理解这项政策？
印杰：我可以从3个方面来概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一方面是为了“学生有发展”。这是为了建立升学体系，职业教育不能让学生走“断头路”，要给学生发展的机会。
一方面是“就业有优势”。职业教育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在就业上比普通教育有优势。
这一点需要教育部门与劳动人事部门通力合作，如果不能合作，就会对职业教育产生很大影响。职业教育的就业优势，不是光靠教育部门，还要靠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靠劳动部门。比如，职业教育毕业的学生必须要有职业资格证书。如果普通教育毕业的学生要上一样的岗位，还要去考职业资格证书；比如行业准入制度，即如果没有职业资格证书就不能从业，不能上岗；比如职业资格证书要与工资挂钩，现在，我国有没有职业资格证书，工资一样。这样，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造成很大影响。而这些问题，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事啊！
最后一方面是“办学高水平”。从上海的经济发展来看，很多行业所需要的人才从中职毕业生提升为高职毕业生。比如说银行，以前的柜台从业人员都是中职毕业生，现在至少需要高职毕业生了。那么，中职学校要么为学生寻找新的岗位，要么想办法和高职学校联合起来，从初中开始培养，一直到高职毕业。
本报记者 梁国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