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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记者，我目睹且记录了北京城发展、变迁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可每一次酣畅地落下最后一笔，心中总会积淀沉重的思绪。”曾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的新华社记者王军手中的笔，始终与北京城有着必然的联系，感受着这座城市的脉搏。
近日，王军再以新闻式的笔触完成了新作——《拾年》。这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讲述了北京城10年来的变迁与翻新。有评论认为，“王军重拾21世纪最初10年的北京记忆，似乎正在回顾着一场世纪纠葛。”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大门正在向世界敞开。北京在成功申办奥运之后，认识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城市发展的缺失——失去了雄伟的城墙，失去了许多古老而有个性的遗迹，甚至险些失去标志性建筑故宫；同时，这个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之一。于是，北京开始了一场城市“自救”：规模浩大的城市新规划修编工程自2004年开始启动。人们试图改变1950年代效仿莫斯科，又被中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北京“单中心城市结构”。
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惯性，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这一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一个季度内，地铁出行逾4亿人次。
这一切，都发生在这10年。王军把这10年发表的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文稿归拾起来，经过编辑、修订，汇集成《拾年》一书。
该书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施行、陷入困顿、柳暗花明的整个过程入手，进而深度解剖北京城建的生命肌理。其间亦记载了许多人物与故事：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吴良镛、贝聿铭、老舍、培根、徐苹芳……
《拾年》中的文章，王军都注明了书写时间，以从中呈现光阴的演进、城市的发展、建筑的更迭。“我把这本书取名为《拾年》。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而城市，分明是光阴与心灵的造化。”王军如是说。
其中，最有象征意味的事件发生在2012年年初。当时，《拾年》一书即将付梓，王军正在校阅书稿中“梁林故居”一章，却忽闻这处故居惨遭拆毁，他立刻离开书桌赶赴现场。待再回到书桌旁，他将最新写下的关于梁林故居的文章收入了书中。后来，他索性又将关于曹雪芹故居的文章也收入其中，使读者对这书中记载的10年，看得更加立体和真切。
在王军看来，从曹雪芹故居的被移除，到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被拆毁，前者是因未得到保护；后者则是政府有关部门采信了主张保护者的意见并作出保护决定之后，遭到开发单位的“公然挑衅”——性质已大不相同了。
好在，他看到，在过去的10年里，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公众参与的力度在不断增强，政府部门已在倾听、合作、有作为，并明确意识到“这是善治的必需”，这诚然是可贵的进步。
当然，《拾年》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在面临当下的挑战——“我们今天，正面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社会正在经历的空前转型，也面对人类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又一次激荡的变革，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和记录。尽管我们的文字，可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被完整呈现，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做，这些文字总会活得比我们长。”
“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春江放舟、两岸鲜花那般惬意，把一切一切的不如人意，归结于一个抽象的敌人，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希望我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敌人，如果有，那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看不惯的人性，我们往往自己身上就有。”王军这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提醒这座城市。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