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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我们保护圆明园遗址，就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就是保存人类文明的“记忆”。
圆明园原为雍正皇帝为皇子时的赐园，约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四十八年更名为“圆明园”，这是最早的“圆明园”之称谓。此园于雍正三年（1725年）经扩建而形成初具规模的圆明园“二十八景”。乾隆皇帝又先后四次对圆明园进行了扩建，新建了圆明园“十二景”、建造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其时始有“圆明三园”之称。“圆明三园”或简称“圆明园”。此后历经嘉庆、道光两代皇帝经营，圆明园形成各类建筑群多达123处、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的规模，故有“万园之园”的美誉，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与宫廷建筑的杰出代表，并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
圆明园作为宫廷建筑，自建成之日，就成为与紫禁城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清王朝皇室的政治中心。雍正皇帝每年在圆明园处理政务多达210天。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成为清王朝五位皇帝的大朝正殿，犹如紫禁城太和殿。国家的重大外事活动亦在圆明园进行，乾隆皇帝就在“正大光明殿”接见英王乔治三世的使臣马戛尔尼。一部圆明园史，可以说蕴藏着清王朝皇室政治史的诸多重要内容。
就是这样一座重要而显赫的圆明园，在1860年10月，遭到英法联军的疯狂洗劫，这是中国历史文明的劫难，也是对世界人类历史璀璨文明的劫掠与破坏。
我以为，已为“遗址”的圆明园，是这些珍贵文物的存在“本体”与“载体”，世界人民有理由使它们复归“本体”，恢复“历史原貌”。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拍卖”被英法联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都是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圆明园的“二次”犯罪！
从圆明园到中国古代建筑史，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其建筑技术、建筑形制等历史发展变化。我们需要把圆明园的科学研究，从单纯的“描述”科学向前推进一步、进行探索，要“透物见人”。
圆明园是中国古代“皇室宫苑”文化的集大成者。从秦汉上林苑至清代圆明园，它们从一个历史的重要层面，呈现了中华民族尤其是辽金元明清时代的物化历史。圆明园历经清代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并成为其常年居住、生活并处理朝政的地方，即所谓的“以恒莅政”。清代皇室是“女真人”，他们传承了自汉唐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基因”。
圆明园的布局形制，集中体现了作为政治性建筑的中华民族文化核心理念，即，国家至上、国家领土和领海至上等理念。如，圆明园包括宫廷区、九洲、福海、长春园、西洋楼、绮春园等八大景区，但是宫廷区被安排在圆明园南部正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从南端的大宫门，经贤良门，至“正殿”——“正大光明殿”， 形成中国古代都城大朝的正殿“居中”、“居前”的建筑格局。再如，福海中央安置了三座岛屿，这些“池”、“海”、“海岛”，即“蓬莱”、“方丈”和“瀛洲”，正是国家“海洋”的象征。
因此，推动圆明园遗址的科学保护和永续利用，深入认识其所蕴藏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将是中华民族子孙万代长期的历史任务。
圆明园遗址是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标志，是中华民族永存的历史记忆。它也是“沉睡”的国人觉醒与奋起的历史“警钟”。
刘庆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