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

    18个学生坐在教室里。迎接他们的，是提前到来的高中第一堂历史课，以及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方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

    8月30日，江苏省扬州中学，历史老师王雄笑眯眯地望着讲台下的学生，他们都刚刚经历中考进入这所省重点高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他指了指黑板，“大家都可以回答，要记住，很多问题没有对错。”

    “我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戴眼镜的男生最先回答。另一个则接着说，“历史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客观的，另一种是带有政治性色彩的，比如日本和中国书里的历史就是不同的。”

    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男生站起身来发表意见：“历史是开始、繁荣、衰败，又开始、又繁荣、又衰败。”最后，他干脆斩钉截铁地下了个结论：“历史就是一个圆。”听到这里，他的同学都忍不住哈哈笑起来，就连这男孩自己也抿着嘴笑了。

    学生们热烈地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王雄提出下一个议题，“同学们能用画画来表现当下的历史吗？”

    几分钟过后，同学们手里举起了各种各样的画。其中一个大眼睛男孩用黑笔画了许多个小圆圈，又用一个箭头指向了底部的大圆圈。“这是刚才发生的历史，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历史。一开始会有好多个答案。”他指了指那张画，“但最后，我们还是会形成一个统一答案，就像这些小圈最后会变成一个大圈。”

    “统一这个词，要谨慎地用。”王雄望着眼前的学生说：“再想一想，这堂课，我们真的有统一答案吗？”

    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总结，他便突然笑着点点头，“大家鼓掌，这堂课结束了。”

    显然，没有人预料到这堂历史课会这样突然地结束，学生们愣了几秒钟，教室里才响起掌声。

    对于新生们来说，除了知道这位历史老师的名字，王雄的一切都还显得很陌生。他们并不知道，王雄2006年就被评为江苏省首批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他的一堂公开课还曾被《南风窗》誉为“70年来中国公民教育第一课”。

    他们也不了解，这位老师将历史课视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他把自己的观点写入了“课堂教学案例分析”中：“如果一国公民只会背诵现成的答案，或者只会单向性思维，那么这一国的公民绝对不可能质疑政府不当的政策，也不可能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良善的建议，当然，也肯定会缺乏创新精神。”

    其实，在新学期第一课前，王雄就预想过，刚刚参加完中考的孩子们很难这么快就接受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课。与他想象中一样，课后，3个学生自愿留下来做扫除。一个黑瘦的男孩一边擦着黑板，一边扭过头说：“我觉得这堂课没什么收获。作为一个老师，他总应该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

    半殖民地半封建、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这些词很多学生一个都不理解，但并不妨碍他们熟练地用来答题

    如果回到20多年前，给出“标准答案”对王雄来说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当时的王雄尽管年轻，却已经是扬州中学很受欢迎的历史老师。他能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惟妙惟肖的古代人物和春秋战国时的地图，还善于讲述秦始皇、唐太宗等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

    曾经有一次，王雄在课堂上生动地讲了拿破仑的故事，结果再到课间时遇到学生，大家都改口直呼他为“拿破仑”。

    不过，按部就班的课堂教学生活之外，一些看似奇怪的问题已经在王雄的脑子里发酵起来。他记得，当时的课本教材在内容选取上以近代革命史为主，古代史和现代史都很少。而在世界近代史部分，则会浓墨重彩地讲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章节，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资本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必胜”，这些出现在历史书中的语句和政治书上的表述并无二致。

    苏东剧变后，有学生拿着历史课本找到他，“不是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吗？”无奈的王雄只能对学生说：“苏联那个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到1992年的时候，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那时，历史书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有八大优点”的表述。“有的老师想不通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吗？”那时候老师们都住在筒子楼里，王雄记得，历史老师常常会和政治老师坐在一起交流，而政治老师往往比历史老师“还难转过来”。

    “我觉得历史不是政治啊，但是当时的历史课本就像是在用历史证明政治。”王雄并不适应这种教学方式，在大学时，他有一位很尊重的老师叫程敦复，老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治学极为严谨，讲授《尚书》时，经常要花上一节课时间来讲解一两句话。

    让王雄印象深刻的是，程敦复坚持西周封建论，这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战国封建论相抵触。“他反对教材的讲述，但他会认认真真地反对，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对。”在程敦复的课堂上，王雄第一次接触到了学术冲突。

    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王雄很快就发现，某种简单化思维深深地影响着中学历史教学。比如，评价历史人物只有功和过，评价历史事件只有进步和局限；谈到革命的根本原因，都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谈到中国为什么落后，必是西方列强的侵略。

    还有一句万能术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像‘半殖民地半封建’、‘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这些词，很多学生一个都不理解，但这不妨碍他们熟练地用这句话答题。”在王雄的记忆里，很少有学生会提出疑问，老师们也并不会多问学生是否理解，只要符合标准答案就打一个“钩”。

    幸运的是，在当时的扬州中学历史组中，很多老先生保持着做学问的习惯，每天晚上都会自觉来到办公室读书或讨论。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王雄渐渐形成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治学态度。那段时间里，他先后阅读了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威廉·德雷的《历史哲学》、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的《历史学方法论》等多部不同流派的学术书籍。

    1995年，王雄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历史教学论文《历史的理解与理解历史》。在那一年11月2日的读书笔记上，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灌输的最佳方式就是要求人们背诵，不论是否理解，先去背诵，当你会背诵了，灌输就成功了……怎样让理性回到人们身边呢？主要是要让人们质疑，质疑是理性的基础……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质疑能力。”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学生完全可以不接受教师的观点

    在王雄所带的班上，同学们都喜欢称呼这个爱戴棒球帽、穿361度帆布鞋、骑着儿子的旧山地车上下班的历史老师为“老小伙”。而在这个“老小伙”身上，寻找到质疑精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讲述甲午战争时，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教材中使用的图片是电影《甲午风云》里的截图；在为一本由中学生撰写的家族史文选写序言时，他也直言不讳地作出“传统历史课本上没有人，只有人名”这样的论断。

    有一次，扬州市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找到王雄，请他为孩子们上一堂历史课。王雄痛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但他很快发现，按照课程标准，这一章讲授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企业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在这个班里，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来自外地农村，有的家长就是因病下岗而致贫的。

    “老师应该真诚地面对学生和历史，在他们面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话我讲不出口。”王雄说，后来他将一本《小岗村的故事》带到了班上，从小岗村讲起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

    上世纪90年代末，他曾经上过一堂公开课，内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站在讲台上，年轻的王雄决定以一种“告别革命”的方式讲述这段历史。他将那堂课的重点放在权利法案的阐释上，并给出自己的观点：英国是一个没有宪法而有宪政的国家，之所以成为近代史上的帝国，真正的基础是法治而不是革命。

    公开课结束后，听课的老师们集体坐在那里，沉默了大半天。最后，除了一个女老师觉得这种“违背教材”的观点算是一种探索外，其他老师则“全都在批评”。

    这次经历让王雄“难过了很久”。更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授课过程中，尽管有些地方并不容易讲通，学生们却很少提出疑问。

    在王雄的第一批学生里，一个叫顾江龙的男孩子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如今在首都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提起王雄，这个年轻的历史系老师有点激动，他仍能清楚地记起，王雄送他的第一本书是《世界著名体育小说精选》，也记得王雄将学生们带到屋顶上讨论，还把望远镜递给他看星空。

    而对于老师的困惑，他也深有感触。顾江龙经常告诉学生，观点没有绝对的对错，对于历史的解读往往是多种观点并存的。但他发觉，一些高考历史成绩很好的学生却往往“转不过弯来”，总习惯追问一个“绝对的结果和绝对的对错”。

    1998年年初，扬州中学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美国的历史教师詹妮丝博士。这位胖胖的女士曾经到20多个国家讲学，在小学、中学、大学都讲授过历史课程。为了了解海外的历史教学情况，王雄专门请詹妮丝吃了顿午饭，并和这位前辈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

    “我很想了解你们在中学里主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教学？”王雄直接抛出了问题。

    詹妮丝告诉年轻的中国历史老师，美国历史考卷的题目很少能在书上找到现成的答案。王雄记得，詹妮丝举了这样一个题目作为例子：烟草工业是美国变富的原因之一，而烟草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你们会教给他们统一的评价标准吗？”王雄好奇地问。

    “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教师只能教给他们方法，如寻求资料支持、逻辑论证等。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学生完全可以不接受教师的观点。”詹妮丝博士强调道，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违反它，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引起学生与家长的投诉。

    在这次长谈里，王雄还了解到，美国有很多种教材，可供教师选择的余地很大。至于美国的学生，则习惯了在辩论中研究问题，而他们“非常怕记历史年代”。

    这种政治课本上的话最好不要在历史课堂上出现

    事实上，从和詹妮丝谈话开始，王雄对于历史教学研究的视野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

    有一回，在一本杂志上，他读到了一位华裔家长所讲述的美国历史课故事。

    那是一堂讲述“独立战争”的历史课，老师达塔在课上宣布：“由于教学经费紧张，本来是免费提供的课堂用纸，今后5分钱一张。现在，大家拿钱来领纸，准备小测验。”

    教室里一阵骚动，孩子纷纷嚷嚷：“这不公平，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们？”、“为什么要5分钱一张？商店里真的不是这价钱啊！”、“怎么别的老师不收我们的钱？”

    “对不起，可是我不得不这样办。”达塔没有理会那些“憋红了的小脸”，坚持要收钱。包括这位家长正在读六年级的小孩在内，很多人都无可奈何地拿出零用钱。一个叫艾米的女孩刚开始很坚决地抵制：“我就不交钱。”但最后也只能交钱领纸。

    考试开始后，事情发生了转折。闷头答题的学生们发现，最后一题写着：“关于花钱买纸的事，不是真的。写出你当时的感受。”

    “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得低头不看他们才能继续装下去。好几次我都快憋不住了，但还是忍住了。”历史老师达塔不久后便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家长，“我是想让孩子们得到那种感受，当英国议会决定向殖民地强行征收印花税时人们的心情。”

    而这位老师所遵循的，其实是美国教育部门颁布的教学大纲中的指导性原则：程式化的理论不能帮助儿童学习如何评价历史。

    某种意义上，这个原则也影响了王雄日后的教学生活。

    在高三学生商蕴清的印象中，王雄将近一半的历史课都是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展开。在讲鸦片战争时，王雄就将教材里的资料、来自英国史学界的论述乃至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上书都提供给了学生，“却从来不要求我们必须选择相信其中一个”。

    最常见的情景是：王雄斜挎着一个特别大的书包走进教室，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堆大部头的书，“哐哐哐”地摞在讲台上，再分发给各组开始讨论。有时候，王雄还会将快绝版的线装古籍借给学生，书上还有樟木的味道。每次借书时这位“老小伙”都会做出恋恋不舍的样子：“很贵的哦，一定要还哦。”

    商蕴清还记得，几乎在每一节讨论课后，王雄都会布置一篇历史作文，并要求学生们论从史出，养成做引注的习惯。而王雄在批注里最喜欢写的话就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你同意这句话吗？”、“是否有论点支持？”有一回，商蕴清在作文里习惯性地抄了一句“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果王雄用红笔在这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条线，并在评语中写道：这种政治课本上的话最好不要在历史课堂上出现。

    在外开会的时候，也有的历史老师会直率地对王雄说：“我们有个想法，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的教学方法不错，但是考试怎么办？”

    事实上，王雄曾经带过13届高三班，而高考成绩总是可以稳定在年级的前两名。在王雄看来，高考恰恰是“最容易研究”的东西，他曾经把命题组所有老师的研究方向都钻研过一遍，甚至会组织学生自己出高考题。

    “我会告诉他们，课本上的内容往往代表着一种观点，你应该了解它，但不一定信仰。”王雄总结道。

    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实际上是以对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为依归，那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

    王雄对于历史教学的思考并没有止步于此。

    2005年，已经成为扬州市历史学科带头人的王雄作为志愿者参与了一场与公民教育有关的公开课。

    “你参加过投票吗？”

    “你参与过表决吗？”

    “你参加过讨论吗？”

    “你认为经常参与这些活动，与从来不参与这些活动，会有区别么？”

    “如果有学生被禁止参与这些活动，你认为合适么？”

    当时，王雄在公开课上这样发问。随后，他又问学生们：“你们知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吗？”

    和王雄共同投身到公民教育活动中的同行，还有好几位都在江浙一带教历史。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利用假期结伴去北大听讲座，从头学习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内容。

    “突然觉得课本上的很多东西自己都不懂了，什么叫法治，和法制有什么区别？什么叫民主，民主的局限性是什么？什么是私有财产，该不该保护？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都是一笔糊涂账。”47岁的王雄指了指自己微秃的头顶，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通宵学习，而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掉头发。

    王雄曾看过一本介绍英国历史教学的书。早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人就已经开始讨论“学历史干什么”的问题，而在争论中，“教材应该写进什么内容”则成为争论的焦点。

    “我当时的感觉是，咦？发达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王雄回忆道。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盟军曾经在整肃德日法西斯主义、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造的过程中对历史教科书进行审查和干预。其中，德国曾为了停止使用纳粹时代的历史教科书而暂停历史课教学。在日本，全国的教师和学生则用墨水和剪刀删除战时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宣传内容，在史上被称为“墨涂”。

    这场世界性的历史教材反思潮中，一种观点在讨论中成为主流——让学生学会反思和批判性地评价国家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服从权威，这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实际上是以对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为依归，那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

    2005年，江苏省的中学历史课堂迎来了新课程教改。王雄记得，新课程的指导思想强调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明确提到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这种变化也出现在了王雄的课堂上。新课程教改开始后不久，王雄就要在一堂课上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选择让学生看这样一幅战场画面：远远近近的妇女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辨认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一位老妇人站在一具士兵的尸体旁，弯着腰，举起双手。

    其实，王雄本来的用意是想让学生们摆脱单一思维的战争史观，看到战争背后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但讲课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扭过头去擦了擦眼泪。

    后来，语文老师告诉王雄，一位坐在前排的女生把这一幕写进了自己的作文里。

    “这些学生，很理解你。”语文老师对他说。

    随着新课程教改启动，思想史作为专题教材出现，其中有一章讲的是古希腊哲学。

    王雄清楚地记得，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包括讲授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让他想起，在过去的革命史中，人物往往是为“国家大事”而存在的，这样的历史观蕴藏着特殊的价值目标：只有参与到国家大事中，普通人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有价值的。

    王雄试图在课堂教学里摆脱这种英雄史观的束缚。

    在人物选修课中讲到邓小平的时候，他给学生们展示了几张不同的照片。其中包括法国留学时的邓小平、刘邓大军里的邓小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以及南巡讲话时的邓小平，而学生们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却不是这些，而是一张邓小平晚年的照片，他戴着眼镜坐在沙发上，孙子顽皮地趴在他身上。

    “过去讲伟人都是仰视的史观，而公民教育并不需要这些。”王雄说。

    历史教师是通过学生在建构一段新历史，传授什么，代际间就会流传什么

    在王雄的历史课上，改变不止这些。他的上一届高三班学生尤文恬记得，上王老师的课记不了多少笔记，黑板上总是写满了同学们自己的观点，“一到考试的时候甚至需要拿别的老师准备的讲义来复习”。但是，在她参加的那一年高考里，出现过一道题目新颖的开放式小论文，“很多同学都傻了！但我们却有很熟悉的感觉。”

    对于其他班级习以为常的默写，王雄也不怎么“感冒”。有一回临近高考时，历史课代表在黑板上写下了“今晚历史默写”的字样，结果马上有同学惊呼：“这是属于王雄的第一次默写啊！”

    一次上公开课，讨论到历史教材的话题，一个学生大胆地用了“枯燥无味”这个词。王雄激动地回应说：“太好了，我们应该这样，去真诚地触摸自己的感觉，有勇气说出真话。”

    另一次公开课，一个慕名而来的女教师带着自己上小学的儿子来旁听。结果王雄径直地走到小男孩面前，用“极具蛊惑性”的语调问道：“小朋友，你说，历史是什么呢？”

    “历史，就是埋在土里的东西。”小男孩童言无忌，王雄则带头为他鼓起掌。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教学方式。

    商蕴清记得，小组讨论时有一个同学从来不发言。商蕴清曾经问她原因，她无奈地说：“都怪初中老师，那时候提问题，站起来后答不出来就罚站，从此再也不想说话了。”

    在王雄看来，老师对待教科书和学生的态度，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公民人格的塑造。他在自己的专著《中学历史教育心理学》中这样写道：“说得直白一些，我们历史教师是通过学生在建构一段新历史。如果我们只注重说教，他们也会认同说教，他们在成人以后也会像我们一样坚持将说教向后代传递。那么，今天我们自己的偏差、缺憾，甚至混乱的思维，荒唐的举动都会在代际间流传。”

    去年，全国历史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的主题是“历史教育与学生的公民素养”。王雄特意选择了《辛亥革命》这一课，作为年会上公开课的讲授内容。

    在传统的教学习惯里，这堂课的重点应该放在革命的原因以及革命的意义上。但王雄希望换一种方法讲述这段历史，为此他琢磨了整整一个暑假，却连一个字的教案都没有写出来。最后，一个偶然的灵感才“救”了他。

    公开课上，他引导学生讨论《钦定宪法大纲》与《临时约法》的不同，还让每个小组的学生都用身体雕塑的方式表演两种场景：一个是在皇宫里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景；另一个是在国会里议员们的开会状态。

    一个饶有意味的结果是，学生们大多用“大臣跪拜皇帝”的形式定格皇宫里的情形，而转到国会议员们的角色时，高中生们便迅速营造出了“举手表决的开会情景”。

    王雄为这节课确定的主题是——共和时代已历百年，下一个百年，我们将如何度过。

    在后来写成的“课堂教学案例分析”中，王雄这样写道：“仅仅有《临时约法》并不能改变很多人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共和国建立起来与国民的习惯行为有关，换句话说，真正的制度变革需要的是每个公民从行为上改变自己。如此，公民才成其为公民，共和国也才成其为共和国。”

    我们不要去推诿，否则对不起这个时代

    去年年底，王雄参加了一个关于高中新课改课堂教学的交流会。当时，几位校长轮番在台上纵论课改。一个六年级的男孩跑到主持人那里问：“我能问个问题吗？”主持人把话筒递给男孩，并鼓励他说真话。

    结果男孩一张嘴就哭了，他说：“你们在谈新课改，可是我很辛苦……”

    这一幕被王雄记录下来，放在了题为“男孩在校长的舞台上哭泣”的博文里。后来，一位历史老师在后面留言道：“我也是教历史的，而且也很喜欢历史，却教不好学生……现实很残酷，学校、家长是要成绩的，只好匆匆画要点、重点、考点……你说，怎么办？”

    对此，王雄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尽管新课程教改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但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很多历史老师仍然将“考得好”等同于“教得好”，而很多学生也会将“考得好”等同于“历史好”，总之就是“只要能上大学，什么都不要管”。

    他发现，仍然有不少教师习惯于备课时将复杂的内容编成一个或几个朗朗上口的排比句。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还有一些历史老师会翻出新教材中已经大幅删掉的简单化结论性语句，重新总结成篇，再教给学生。

    更令王雄心痛的是，他曾听说，在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有的教授让学生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闭上眼睛把中学学的历史都清空”。

    王雄觉得，这种中断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他感慨道：“中国的历史教育改革正处在说得太多做得太少的时候，很多历史老师在理念上认同改革，差的不是智力和思想，而是勇气与承担。”末了，他又补上一句，“我们不要去推诿，否则对不起这个时代。”

    事实上，就连王雄本人也曾遭遇过不小的压力。曾有好朋友在酒桌上不客气地对他表达过反对，还有家长写信给校长批评他。在一次月考之前的单独谈话里，商蕴清曾经提醒王雄：“我听到班上有一些不满的传言，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你这种教育方式。”

    王雄笑着对她说：“你们是我从高二就带起的学生，以前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么早地带一批学生，到高三了就不太有时间做想做的事情。我希望你们在高二就能培养起一种历史思维，为的是超越高考，而不是应付考试。”

    8月30日那堂历史课上，王雄照旧布置了历史作文。第二天，学生们的作文交上来后，他发现有一个学生写道：“如果这么教，以后我们考试怎么办？”

    “我有点儿难过，没想到应试教育的能量这么大。”王雄苦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