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床上等死，比死还难受”

    中信重工重型锻造工部，18500吨油压机工作台上，一块烧得通红的430吨钢锭像面团一样被锻造成一个巨型锻件。“18500吨自由锻油压机目前在国际上最大、最先进，可锻造600吨的钢锭。我们以其为核心装备打造了‘新重机’工程。”中信重工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何淳介绍说，“新重机”工程打破了我国核电、船舶等大型装备关键大型自由锻件基本依赖进口的局面。

    “‘新重机’工程能如期投产，正依赖于能源供应公司提供的‘血液’。”何淳语气低沉地说，中信重工能源供应公司原经理、党委书记杨奎烈为此把命都拼进去了。“他带着肝癌工作287天后，在今年3月9日去世，年仅58岁。”

    “杨经理是累死的啊！”能源供应公司副经理李强眼圈发红，哽咽着说，“新重机”工程建设的5年间，杨奎烈几乎天天泡在工地，越是“危、重、险、急”的任务现场，越是少不了他的身影。

    “由于抢时间、抢市场是‘新重机’工程的关键，杨经理就像‘拼命三郎’一样苦干。”能源供应公司副经理尚阳回忆说，杨奎烈连出差都像急行军，“杨经理带我去南方考察设备时，经常利用节假日时间。几千公里路程，两三天就是一个来回，比正常上班还累，连我这个年轻人都有些吃不消。”

    “有次出差，凌晨三四点钟，我被杨经理的呻吟声惊醒了，他却骗我说想活动活动。”尚阳感慨地说，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时杨奎烈就感到身体不适了，但他依然忍痛工作。

    “杨奎烈的父亲是和焦裕禄并肩战斗过9年的老‘洛矿’（注：指中信重工的前身洛阳市矿山机器厂），他从小听着焦裕禄的故事长大。作为‘工二代’，他的爱人和兄弟姐妹都曾在洛矿工作。他深知工厂的兴衰与自己和家庭唇齿相依，他不愿企业再回到曾经的破产边缘，而希望企业像凤凰一样涅槃，重归世界装备制造业第一梯队。”作为与杨奎烈共事34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何淳告诉记者，1978年退伍归来的杨奎烈成为洛矿的一名钳工时，高兴得像个孩子，“他说，洛矿是我的生命之根，对它的爱是从根上生出来的，渗到骨子里去了。”

    1999年，杨奎烈的爱人马丽杰在企业困难时期下岗，一直也没重新上岗。34年里，他与家人一直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不足5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然而，正如他所学习的榜样焦裕禄一样，杨奎烈在肝癌晚期依然拼命工作。2011年5月27日，杨奎烈第三次累倒在工作岗位上，能源供应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孙锡峰紧急将他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肝脏几乎全被肿瘤占满，最大的一颗直径已经超过7厘米，正在往外渗血。”

    解放军150医院的医生马波在对他进行会诊后感叹说：“癌细胞已经扩散，不具备手术条件了，他剩下的时间长则半年，短则3个月。推算一下，他的肝脏至少在3年前就已经很疼了。”

    “奎烈，我对不起你！”闻讯赶来的公司董事长任沁新内疚地流下了眼泪。3年前，正是“新重机”工程的攻坚阶段。

    杨奎烈说：“你别难受，人活着就几十年，就得干点事。我的病我知道，让我在病床上等死，比死还难受。咱不这么干，公司也发展不到今天啊。”

    生命自此开始了最后的倒计时，而杨奎烈却仍在抓紧时间工作。一直守在父亲病床边的杨庆飞回忆说，杨奎烈很快就把病房当成办公室，听取汇报、提供建议，办公电话不断，有时甚至擅离医院回到公司，以至于医院常常要和家属、公司联系，准备随时把杨奎烈再“请回”医院。

    孙锡峰指着杨奎烈带病工作的照片，泣不成声地说：“去年6月2日，18500吨油压机即将正式投产。一上午，杨经理打了近20次电话要求回公司，公司不同意。医生劝他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颈椎，打个喷嚏都可能腰椎骨折，更别提坐车颠簸了，但最后拗不过他，只能给搞个支架，护住他的腰和颈椎，他就又回到了生产现场进行指导。”

    2012年春节前夕，中信重工氧气供应面临“绝粮”危险。公司紧急决定新上一台800立方米/小时制氧机，但设备制造厂家要过年，只能派一名技术员现场指导。能源供应公司决定自己组建安装突击队。得知消息后，干了30余年能源供应的杨奎烈在病床上一直跟杨庆飞唠叨说：“没有充足的氧气，热加工就没法开炉，毛坯生产将受到严重影响。”

    “那几天，我爸在病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直比划着说制氧机的位置安排在哪里最合适、管道在哪两根柱子间通过最安全，后来就吵着要去厂里看看，大家怎么都劝不住他。”杨庆飞说，除夕下午，父亲赶到了制氧机安装现场,“大家拗不过爸爸，就让他在设备旁当起了‘参谋长’，他一直和职工忙到晚上6点多才被强行送回医院。”

    从大年初一到初十，也就是在杨奎烈离世前第47天到第38天的10天时间里，他先后6次来到能源公司制氧机安装现场。

    2月8日中午，制氧机顺利出氧了，工友们第一时间把喜讯传到医院，已经虚弱得抬不起胳膊的杨奎烈喃喃地说：“出氧了，生产有保证了……”

    在杨奎烈确诊肝癌后的287天里，他有日志记录的参加公司安全工作会议就有12次以上，前往工地现场100多次，平均每天接打业务电话20次以上。

    3月2日，杨奎烈离世前的第6天。任沁新再次来到医院探望。支开了所有的看护人员，任沁新轻轻握住他的手问道：“奎烈，你还有什么放不下？”任沁新心里清楚，杨奎烈的妻子下岗多年，唯一的儿子也因去年回来照顾父亲而失去了工作。

    但极度虚弱的杨奎烈摇摇头：“我没有任何个人的遗憾了，唯一的遗憾就是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