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本朋友小豆豆

    那本来应该是一个乏味的暑假，爸爸妈妈每天上班早出晚归，即将升入小学四年级的我被勒令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阳台外传来小朋友们撒欢着冲向沙坑的尖叫声，但我的活动空间，仅仅是一个被书架占掉两面墙壁的小房间。

    我未曾想到，会在那里等到一个叫做小豆豆的小姑娘。在那个缺少玩伴的暑假，光是听她讲自己的故事就足够让人着迷了：她是个标准的“问题小学生”，喜欢在课堂上对屋檐下的燕子说话，总是守在窗口与教室外的街头艺人打招呼。她常常被罚站，甚至小学一年级就被退学。

    对小豆豆来说，这倒并不算件糟糕的事。她转入了一所新学校，在那里，教室是废置的电车；学生们不用按课程表上课，也没有固定座位；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棵树；校长先生会带着大家在礼堂里扎帐篷、露营；如果学习效率高，老师干脆会翘掉下午的课，领着小豆豆他们去附近的庄稼地和寺庙里散步。

    我张大了嘴巴听她讲的故事，一边懊恼地想着自己的学校——每个人都得背着手坐在椅子上，举手时要将手臂折成一个标准的直角。还必须记得每天把红领巾系在脖子上，否则就会像常常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一样，被值周生记在黑名单里，因为“给班级抹黑”而灰溜溜地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来。

    神气的二年级学生小豆豆立刻取代了我上学期的同桌，成为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曾经无数次地重温我们见面的情景。我们都是瘦瘦小小的，头上都揪着小辫子；她喜欢单手吊在单杠上宣称自己是“一块牛肉”，我也曾站在砖头上想象自己是一根威风凛凛的灯柱，结果却摔下来伤到尾椎骨；她有时爬到树上想心事，我也时常攀到酒精厂的工棚顶上消磨一整个下午。

    更让我羡慕的是，在小豆豆的“巴学园”里，人们不会因为她的古怪举动，就认定这是一个坏孩子。但在我的学校里，却总有老师因为我违反纪律而语重心长地与我谈心，“为什么一点也不像个女孩子呢？怎么这么能给老师添乱呢？”

    可原来再调皮的孩子也能被人喜欢！如果去“巴学园”和小豆豆做同学，我就不用费劲地学着“像个女孩子”了。我心里暗暗这么想。尽管这有点难——1995年暑假，我其实是在书架上读到那本定价8毛7的《窗边的小豆豆》，而那正是作者黑柳彻子在小学时的一段真实时光。

    我没法去到那个乐园，它太远了，远在大海外的日本。

    不过确切地说，很长时间里我拒绝相信小豆豆所在的日本，和我认知世界里的日本是同一个国家。现实生活里，我几乎连一个日本人也不认识，但在历史书上读到的一切，足够让我像许多同学一样，讨厌这个国家。

    只有高一时，一个日本女孩曾来到我的班级交流学习一个月。她梳着娃娃头，皮肤白白的，眼睛总是弯弯地笑着。但我拒绝承认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她最后一天来上课，班上一个很帅的男生送了她一个漂亮的笔袋。得知这件事时，15岁的我又嫉妒又愤怒。我甚至在日记里义正言辞地写道：“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在和一个日本人做朋友吗？”

    在民族主义情绪一路高涨的同时，我并没意识到，我的好朋友小豆豆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尽管国籍不同，但她一直让我相信，我并不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调皮捣蛋时表现得理直气壮的孩子。

    很难说，我那一腔民族主义的怒火最终是怎样平息的。或许“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将眼前世界从平面拉成立体的过程。而这时我才发觉，小豆豆就生活在那个我曾经痛恨的时代和国家，1940年代的日本。

    但那时只有小学二年级的她恐怕还不懂得什么是战争，她的提琴演奏家爸爸因为拒绝演奏军歌，使得他们一家总是饿肚子；邻居家的哥哥们，也在太阳旗和“万岁！万岁！”的呼喊声中被送走；到了1945年，就连巴学园也被飞机轰炸掉，仅成立了8年的学校，永远地消失在一片火光之中。

    但小豆豆最终长大了，她在战争之后记录了曾经的快乐时光，并无私地给这个世界上千万人分享。如果有一天，那个15岁的高一女生来质问我，“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和一个日本人做朋友吗？”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拉住小豆豆的手，“是的，她来自日本，我来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