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现阶段混合动力汽车相关技术已比较成熟，基本不需要改变驾驶方式，产业化条件要求较低，也不需要配套基础设施支持。混合动力技术的发展也能推动电池、电机、电控等技术升级，为纯电动汽车产业化提供支持。”9月12日，在混合动力技术及推广研讨会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表示，混合动力汽车是当前最适宜推广的节能技术。
董扬介绍，此次会议旨在加快推动国内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发展，实现技术交流、产品推广及政策法规领域经验共享，共同推动混合动力汽车商品化发展。当天，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领导、车企高管及业内专家都作了发言，显示出发展混合动力车正逐步引起业内重视。
此前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明确提到，将节能与新能源车并重发展，推广以节能内燃机车和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为主的节能汽车。至此，混合动力车有了更好的名分。
尽管如此，混合动力车还是在国内市场遇冷。8月27日，广州汽车摇号结果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尴尬，新能源汽车给出的960个个人指标，申请人只有170个，中签率为100%。相反，普通牌号大受欢迎，有5万多人竞拍5454个牌照，中签比例仅为10%左右。
要知道，广州出台的限牌政策不仅为包括混合动力车在内的新能源车留出了1.2万个牌照，还向购买这类车型的消费者补贴1万元。以丰田凯美瑞为例，混合动力版较汽油车型的价格高出2.5万元，1万元的补贴虽然不足以覆盖全部差价，但也是不小的补贴额度。
对此，有人士分析，这是因为广大消费者对混合动力车不了解，认为混合动力车也需要充电设施、电池质量不过关等。广州市交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不少市民对节能与新能源车增量指标的认识存在误区，以为这个指标只是针对新能源车，其实节能汽车也包括在内。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则认为，从摇号开始到结束前后只有8天，时间紧张导致了新能源车遇冷。
但原因恐怕不仅仅是这些。实际上，非插电混合动力车等节能产品在国内各个城市的推广都不太顺利。根据中汽协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总共只销售了3905辆。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动车型的销量也屈指可数。
有人士分析，混合动力车滞销是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国家政策对传统混合动力车的补贴只有区区3000元，远低于电动车6万元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5万元的补贴水平，不足以吸引消费者。而电动车滞销是因为消费者担心技术不过关、配套设施不完善等。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有的企业向我反映，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到了别的地方卖不动，很多城市表示要补贴也得补自己当地的企业。”汽车咨询专家贾新光说。
广州的补贴政策被视为地方保护的缩影。因为按照其规定的条件，能够选择的在售混动车型并不多，真正能达标的只有3款，其中广汽丰田的凯美瑞混合动力汽车成为最大受益者，也被看作是为丰田量身定做。“因为由于丰田和本田在广州都有合资企业，广州很乐意帮助他们推广混合动力车型。”有人这样表示。
据说，丰田和本田将充分利用广州的鼓励政策。两家公司都将于明年在中国生产混合动力车，这样有助于进一步降低车价。本田今年将在中国推出3款混合动力车， CR-Z、Insight和飞度。丰田将大力推进“云动计划”，在长春组装普锐斯，并将在常熟生产电池、电机、电子元器件和变速器。相反，其他企业的混动产品因达不到标准难以进入广州市场。
实施地方保护的不只是广州。几乎所有发布新能源车补贴的地区都有或多或少的地方保护。由于推广新能源汽车需要政府部门给予补贴，地方政府不愿拿当地财政资金补贴其他地区的产品，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就此产生。
地方保护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危害显而易见。它让新能源汽车推广变为一种政治任务，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利于其健康可持续发展。新能源车在广州遇冷，不仅反映出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心存疑虑，可选的车型屈指可数更是对地方保护政策的讽刺。
因此，无论发展混合动力车还是电动车，都需要从国家层面入手，拆除地方保护主义的藩篱，让其与传统燃油汽车一样在各地自由销售。“新能源车破壳要打破地方保护。如果某个企业有非常好的车，其他城市却不接受，一定得等地方的车出来才能做，否则就不给补贴。这样的话会阻碍发展，好产品推广不了。”国家“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监理咨询专家组组长王秉刚说。
王秉刚总结，新能源汽车要“破壳”，一是产品要好，二是充电设施要保证，三是不能太贵，四是后顾之忧要解决。“新能源车难以破壳，一个原因是整车厂没拿好的产品出来，虽然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对新能源汽车应区别对待，但许多地方政府不愿意出这种政策，不想给这种优惠。”
除了打破地方保护，贾新光认为，推广混动和新能源车还需要提高排放法规。“推广新能源车的实施主体是企业，研发主体、创新主体是企业。现在的问题是主体作用没体现出来，都在等着国家鼓励。在国外是什么办法？用一根鞭子赶着做，这根鞭子就是法规，比如排放法规、节能法规。我们的鞭子还没挥下去，企业就叫痛，我认为这个鞭子必须狠狠抽下去。”
本报记者 马连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