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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青年教师实际成为一线工作的主力，但所得无法与资历、职称、行政职务高者相比。科研、教学和经济压力被他们视为“三座大山”。
CFP供图
彭锋（化名）今年33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他每周教8个课时，与名教授一起承担了两项科研课题，没有行政职务。
彭锋很忙，他计划3年内发表6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拿到副教授职称。为此，他把大半的时间分给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写标书、跑关系、找发票报销上”。
彭锋已婚，他每年贡献给家庭的工资大约4万元，另有两万元的工资外收入是课题经费“贴补”的。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很好”，但彭锋在从政或经商的朋友面前没多少自信。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光鲜外表下“鸭梨山大”（即压力很大——记者注），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有资本做真正感兴趣的事”。
这是廉思研究团队为“70后”、“80后”高校教师画的一张像。
统计显示，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由廉思领衔的30人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供职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72.3%感到“压力大”
科研任务重是最大压力源
彭锋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
他工作日的时间表通常是：上午读书、查资料，带几个学生做调研，撰写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下午到学校教两个半小时的课，再找财务“弄1个小时的报销”。双休日里，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他给自己定了个“文献翻译计划”，为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搜集素材。
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甚至‘很不够用’。”
“非升即走”的潜规则更加剧了彭锋的紧迫感。“很多人把大学老师工作视作‘铁饭碗’，但对很多年轻老师来说，一个潜规则是：5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据当然是指标完成情况。但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标的状况并不乐观。
近3年来，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彭锋工作快5年了，身边近2/3的同龄教师是讲师职称，只有约1/4是副教授职称，“40岁以下的教授几乎看不到”。
“时代习惯了‘赢者通吃’，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锋坦言，职称低让“工蜂”们感到掣肘颇多，“副教授不能担纲重大课题，即使他是实际研究的主力。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也都向学界‘精英’和‘大腕’靠拢。”报告也显示，80.6%的“工蜂”没有主持过国家级课题项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万元，61.6%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
彭锋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围绕着“马上升副教授，40岁以前升教授”进行。为了成为“蜂巢”上层的“赢者”，他必须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时也不得不搞关系，甚至花钱买版面。
“调查显示，没有‘工蜂’认为影响论文发表的因素仅仅是质量，有超过2/3的人认为，人际关系与职称会对论文发表产生重要影响。”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这些与你的身份、收入、尊严全部连在一起时，不少年轻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以步步追逐那个唯一的成功标准——拥有更高的文化资本和成为专业权威。”
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
14.2%主要靠兼职养家
“‘大学老师’的名头提起来能赢得同辈尊敬，但说起经济收入，囊中羞涩的时候多。”彭锋说。调查报告佐证了这一点。
“调查显示，仅有13.4%的受访者是由于‘收入高’而选择当老师的，64.6%的‘工蜂’认为‘稳定性高’是当前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62.1%则是由于‘名声好’。”廉思分析，虽然拥有较多的无形资本，但“工蜂”族的整体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5万元，只有10%的“工蜂”能突破7万元。
2006年，北大教授阿忆曾在博客上“晒收入”，提到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开支。工作的第3年，彭锋也曾对比过“智力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单。他发现，金融业2010年的年人均工资是8万多元，计算机和软件业近7万元。“我们排在第三位，5.7万元。但除去名教授、学科带头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师达不到这个水平。”
彭锋不是没有“外块”。但调查显示，七成“工蜂”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工资，五成人的年均“工资外收入”不足两万元。
报告指出：“相比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近年来的迅速提高，高校教师的相对经济地位近年来不升反降。因此，适当提高高校青年教师待遇，为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是一项紧迫工作。”
“高校‘工蜂’族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而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经济压力又集中涌现，以致不少人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廉思进一步向记者分析。
由于有房贷压力，彭锋和妻子的收入每月加起来刚好“收支平衡”，有时略亮“红灯”。
而调查报告显示，彭锋的情况不在少数，每月能有经济结余的“工蜂”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工蜂”在工作的前几年内，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缺乏一份体面的收入，知识分子只能‘为稻粱谋’。”彭锋坦言，由于其兼职承接的课题研究耗时不少，尽管家里有600本藏书，他近一年除专业书外，已很少有时间“精致地阅读”。部分“工蜂”族在调查中坦言“兼职影响了备课”，为贴补收入，对各种课题经费也“节衣缩食”，“该用的不舍得用，应该开的会不舍得开”。
“在一次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对话中，他针对‘工蜂’族表示，大学里做学问非要有‘闲暇’不可，古人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廉思告诉记者，“但当不少教书育人者必须为世俗劳碌时，我们担心青年知识分子正由‘精神贵族’沦为‘知识工人’，并把这种焦虑传给下一代。”
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无论从哪方面硬件条件来看，“工蜂”族都不算“屌丝”：高学历，工作稳定，83.7%受访者拥有本地城镇户口，八成有住房公积金，五成以上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加上社会名望，高校“工蜂”族应属“凭借学历资本而上升”的中产阶级。但调查报告显示，这个人群的自我认知却在“下行”。
对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报告分析指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权力和金钱取代知识与道德成为评价核心指标，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压抑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北京师范大学某房地产领域教授日前宣称，若学生在40岁时还没赚到4000万元就别来见他。在廉思看来，此番言论中知识与金钱孰轻孰重的纠葛，正是上述变化的一个典型概括。
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不均，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官本位色彩浓”，有时也令彭锋产生“失落感”。
报告显示，过半数（54.0%）受访“工蜂”有类似感受。“不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目前，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处于‘平台期’——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年轻人的出头比‘变革期’要困难很多。”陈平原教授对廉思研究团队这样分析“工蜂”族的上升不易。
报告还显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感。
调查发现，在部分考虑过转行的“工蜂”中，22.8%的理想是公务员，想从事企业管理或金融行从的也分别有两成左右。
此外，在判断自己是否优秀的标准上，有45.6%的受访“工蜂”认为同行认可是首要标准，其次是获得政府认可，仅有23.4%的人把“获得社会认可”作为评判标准，这也令研究者感到担忧。“由于关乎基本利益的评审与晋升均由‘同行’或‘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因此‘工蜂’族在思考问题时，会更多选择站在学术立场和政府立场，很难做到‘为大众思考’了。”廉思在报告中写道。
彭锋至今记得，在自己读书时，他的老师曾告诉他：“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能为国家担纲，也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在校园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样，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家庭，过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当知识分子的眼界、旨趣和情怀，都缩到与时代精神没有关系时，时代精神在哪里安放？”这是彭锋忙碌之余，经常涌上心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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