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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14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自比为“工蜂”

逾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本报记者 王梦婕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9月14日   03 版)

    高校青年教师实际成为一线工作的主力,但所得无法与资历、职称、行政职务高者相比。科研、教学和经济压力被他们视为“三座大山”。

    CFP供图

    彭锋(化名)今年33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他每周教8个课时,与名教授一起承担了两项科研课题,没有行政职务。

    彭锋很忙,他计划3年内发表6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拿到副教授职称。为此,他把大半的时间分给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写标书、跑关系、找发票报销上”。

    彭锋已婚,他每年贡献给家庭的工资大约4万元,另有两万元的工资外收入是课题经费“贴补”的。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很好”,但彭锋在从政或经商的朋友面前没多少自信。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光鲜外表下“鸭梨山大”(即压力很大——记者注),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有资本做真正感兴趣的事”。

    这是廉思研究团队为“70后”、“80后”高校教师画的一张像。

    统计显示,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由廉思领衔的30人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供职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72.3%感到“压力大”

    科研任务重是最大压力源

    彭锋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

    他工作日的时间表通常是:上午读书、查资料,带几个学生做调研,撰写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下午到学校教两个半小时的课,再找财务“弄1个小时的报销”。双休日里,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他给自己定了个“文献翻译计划”,为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搜集素材。

    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甚至‘很不够用’。”

    “非升即走”的潜规则更加剧了彭锋的紧迫感。“很多人把大学老师工作视作‘铁饭碗’,但对很多年轻老师来说,一个潜规则是:5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据当然是指标完成情况。但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标的状况并不乐观。

    近3年来,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彭锋工作快5年了,身边近2/3的同龄教师是讲师职称,只有约1/4是副教授职称,“40岁以下的教授几乎看不到”。

    “时代习惯了‘赢者通吃’,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锋坦言,职称低让“工蜂”们感到掣肘颇多,“副教授不能担纲重大课题,即使他是实际研究的主力。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也都向学界‘精英’和‘大腕’靠拢。”报告也显示,80.6%的“工蜂”没有主持过国家级课题项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万元,61.6%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

    彭锋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围绕着“马上升副教授,40岁以前升教授”进行。为了成为“蜂巢”上层的“赢者”,他必须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时也不得不搞关系,甚至花钱买版面。

    “调查显示,没有‘工蜂’认为影响论文发表的因素仅仅是质量,有超过2/3的人认为,人际关系与职称会对论文发表产生重要影响。”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这些与你的身份、收入、尊严全部连在一起时,不少年轻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以步步追逐那个唯一的成功标准——拥有更高的文化资本和成为专业权威。”

    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

    14.2%主要靠兼职养家

    “‘大学老师’的名头提起来能赢得同辈尊敬,但说起经济收入,囊中羞涩的时候多。”彭锋说。调查报告佐证了这一点。

    “调查显示,仅有13.4%的受访者是由于‘收入高’而选择当老师的,64.6%的‘工蜂’认为‘稳定性高’是当前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62.1%则是由于‘名声好’。”廉思分析,虽然拥有较多的无形资本,但“工蜂”族的整体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5万元,只有10%的“工蜂”能突破7万元。

    2006年,北大教授阿忆曾在博客上“晒收入”,提到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开支。工作的第3年,彭锋也曾对比过“智力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单。他发现,金融业2010年的年人均工资是8万多元,计算机和软件业近7万元。“我们排在第三位,5.7万元。但除去名教授、学科带头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师达不到这个水平。”

    彭锋不是没有“外块”。但调查显示,七成“工蜂”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工资,五成人的年均“工资外收入”不足两万元。

    报告指出:“相比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近年来的迅速提高,高校教师的相对经济地位近年来不升反降。因此,适当提高高校青年教师待遇,为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是一项紧迫工作。”

    “高校‘工蜂’族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而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经济压力又集中涌现,以致不少人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廉思进一步向记者分析。

    由于有房贷压力,彭锋和妻子的收入每月加起来刚好“收支平衡”,有时略亮“红灯”。

    而调查报告显示,彭锋的情况不在少数,每月能有经济结余的“工蜂”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工蜂”在工作的前几年内,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缺乏一份体面的收入,知识分子只能‘为稻粱谋’。”彭锋坦言,由于其兼职承接的课题研究耗时不少,尽管家里有600本藏书,他近一年除专业书外,已很少有时间“精致地阅读”。部分“工蜂”族在调查中坦言“兼职影响了备课”,为贴补收入,对各种课题经费也“节衣缩食”,“该用的不舍得用,应该开的会不舍得开”。

    “在一次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对话中,他针对‘工蜂’族表示,大学里做学问非要有‘闲暇’不可,古人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廉思告诉记者,“但当不少教书育人者必须为世俗劳碌时,我们担心青年知识分子正由‘精神贵族’沦为‘知识工人’,并把这种焦虑传给下一代。”

    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无论从哪方面硬件条件来看,“工蜂”族都不算“屌丝”:高学历,工作稳定,83.7%受访者拥有本地城镇户口,八成有住房公积金,五成以上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加上社会名望,高校“工蜂”族应属“凭借学历资本而上升”的中产阶级。但调查报告显示,这个人群的自我认知却在“下行”。

    对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报告分析指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权力和金钱取代知识与道德成为评价核心指标,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压抑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北京师范大学某房地产领域教授日前宣称,若学生在40岁时还没赚到4000万元就别来见他。在廉思看来,此番言论中知识与金钱孰轻孰重的纠葛,正是上述变化的一个典型概括。

    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不均,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官本位色彩浓”,有时也令彭锋产生“失落感”。

    报告显示,过半数(54.0%)受访“工蜂”有类似感受。“不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目前,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处于‘平台期’——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年轻人的出头比‘变革期’要困难很多。”陈平原教授对廉思研究团队这样分析“工蜂”族的上升不易。

    报告还显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感。

    调查发现,在部分考虑过转行的“工蜂”中,22.8%的理想是公务员,想从事企业管理或金融行从的也分别有两成左右。

    此外,在判断自己是否优秀的标准上,有45.6%的受访“工蜂”认为同行认可是首要标准,其次是获得政府认可,仅有23.4%的人把“获得社会认可”作为评判标准,这也令研究者感到担忧。“由于关乎基本利益的评审与晋升均由‘同行’或‘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因此‘工蜂’族在思考问题时,会更多选择站在学术立场和政府立场,很难做到‘为大众思考’了。”廉思在报告中写道。

    彭锋至今记得,在自己读书时,他的老师曾告诉他:“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能为国家担纲,也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在校园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样,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家庭,过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当知识分子的眼界、旨趣和情怀,都缩到与时代精神没有关系时,时代精神在哪里安放?”这是彭锋忙碌之余,经常涌上心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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