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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之前，卫生部有包括办公厅主任在内的4个发言人，但从来都不发言。2003年非典之后，我担任卫生部的发言人，领导要求，这次我们不搞挂名的，要真发言。”卫生部前新闻发言人、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毛群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项制度。发言人发言得益于制度，靠制度去体现。”
尽管早在1983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重点是涉外部门）就已经启动新闻发布机制，设立新闻发言人，但这项制度在全国得以全面推广，是从2003年开始的。到2004年年底，国务院各部委和31个省区市的政府部门都有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在公众较为关注的卫生、公安、教育、环保、应急等重要职能部门，基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市县一级的定期新闻发布制度。
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经向记者讲述过他上任前的一个故事。2005年的一天,他和部里的一位领导坐在一起聊天。领导问：“发言人先生，你认为公安部的信息对外可以讲几分？”武和平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二保八，该保密的内容打死也不能说。”
“要是这样，看来这发言人还得另选高明！”这位领导打断了他，“我告诉你，公安部包括全国公安机关，80%的事情都要向公众公开。要你来当发言人，就是要解决警察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的问题。我们整天喊着要走群众路线，事到临头为啥缩回来？从明天起，你就大胆给我说，说错了也不怕，我来给你当后台！”按此精神，武和平当发言人时将每月的例行发布会改为每周一次，大量向公众提供社会安全信息。实践证明，在社会安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发出声音，会大大减少公众的误解，降低社会风险。
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之初，国务院新闻办采取了“以培训带建设”的方式来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制度。2003年年底，国新办在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政府新闻发言人。媒体和公众称之为新闻发言人的“黄埔一期”。
随后，这支“国家队”到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培训工作，学员参加完培训后便以发言人身份亮相，带动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短时间内在我国的全面推行。
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中国政府推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突出成就之一。仅2010年，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就达到1700余场，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罕见的。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秉承“真实、透明、迅速”的原则，逐渐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改变了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密室决策”、“暗箱操作”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满足了公众日益增长的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诉求。
从2010年下半年起，从中央到省市级的党委职能部门又开始全面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为核心议程，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相关文件根据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精神，再次把“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列入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中心工作之一。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认为，从本质上说，新闻发布制度体现的是政府信息传递模式的变革——从传统的宣传模式向公共传播模式的过渡。在全球、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随着信源和信道的多样化，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提供者，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需要，采用更符合新闻传播规律、更为“人性化”的手段，以期获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记者注意到，目前，在公众参与意识增强、网络等新媒体兴盛的时代，各种公共事件频发，各级干部日渐置身于“聚光灯和放大镜”下，与社会、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新闻发布制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认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入第二个阶段。关于这一步的特征，他概括为，在法律法规充分保障的基础上，在有足够数量的新闻发言人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思考，发言人该如何在“微博时代”下发好言。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大批发言人，有了新闻发布制度作为保证，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批人如何能够站出来，敢讲话，会讲话。
该如何解决发言人会说、敢说的问题？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曾指出，目前的各级发言人还存在不敢说、不愿说、不会说的问题，有的甚至报喜不报忧或者回避问题。不掌握情况，让发布效果以及新闻发言人形象都受到一些影响。他说，在突发事件中，新闻发言人必须参与事件的一线处置，成为当中重要的成员。要把信息收集、新闻发布作为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隔一层甚至隔两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