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应有一个不“万全”的开始

    从近日召开的广东省预防腐败工作座谈会传出消息说，广东省领导干部申报财产方案已经出来了，财产申报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目前正在做试点方案。广东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是全面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

    官员财产公开，公众望穿秋水，由于长期推而不动，成为一个无解的难点。曾有领导解释，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一项制度出台之后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不走形式，一定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息化体系建设。按照其中的逻辑，配套措施不到位，官员财产公开就没法弄，公开了也没意义，所以急不得。

    虽然如此，若干地方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了多年先行先试。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随后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等地也进行了试点。如果说没有配套措施，官员财产公开就无意义，那么这些试点似乎就无意义。“实用”的效果没有，但舆论还是给予了肯定。公众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期待，目前不在于反腐实效，而在于确立官员财产公开的大原则，使之得到一个制度的形式。

    人们重视制度的形式本身，是因为形式的有无，是检验反腐诚意的试金石。权钱交易，从制度根源上说，是权力不受监督制约；从技术条件来说，是官员财产不公开。如果反腐有诚意，就应当出台制度，让官员的收入与积累情况动态展示出来，公开透明起来。官员可能公开假情报，但制度上不能不要求财产公开。公开假的财产状况固然无意义，但如果不要求公开，就有意义了吗？不要求公开，本身就是一项制度，只不过是反官员财产公开之道而行之。

    广东省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官员的廉洁，必须体现在制度上，通过制度来保障。制度不廉洁，即是权钱交易的保护伞。制度廉洁性不足，结果就是“腐后反腐”，反腐的决心很大、力度不小，但前提是腐败。像近几年河南省四任交通厅长、湖南省四位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即是典型案例。官员财产不必公开，客观上就是给腐败以可行性，放纵了腐败。  

    先配套，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息化体系建设，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试图拿出一个官员财产公开的“万全之策”，是脱离实际的。有些国家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比中国先行数十年，那时候信息化水平很低，人家也是勉力为之。今天的中国，税收、银行、终端消费市场很大程度上已经内部网络化，对主要官员财产状况、大额消费进行监控，是完全可能的。医院可以实时统计每名医生的开药量，医药代表可以统计医生开药量给回扣，要说政府信息监控能力反不如民间，显然不是事实。关键还是想不想做，以及重不重视这件事。

    现在公众要的不是官员财产公开的“万全之策”，而是一个并非“万全”的开始，把官员财产纳入一个申报与公开的形式之中。现阶段可以选择有条件监管的若干项目，先行申报与公开。比如银行存款是实名制的，可以先公开银行存款。家庭房产数据是比较真实的，不妨将它纳入公开事项。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大官员财产与消费信息的采集力度，使之真实有效起来。你可能担心“走形式”，但我们十分乐意先走形式，因为内容没有形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