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炉的《北京市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设立禁止开发区域。这些区域呈片状分布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等区域,总面积约3023平方公里,约占市域总面积18.4%。分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重要水源保护区等六类63处,这些区域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北京日报》9月18日)
北京市此番公布的禁止开发区域涵盖全面,指向具体,要求也相对明确。即,除了“必要的交通、保护、修复、监测及科学实验设施外”,禁止任何工业化、城镇化的开发建设。新规凸显出来的是“约束性”,是一种节制的态度,在这些已经画圈的地界儿,不允许任何部门、组织以及开发单位以任何名义打擦边球了。相信每一个渴望留住古都风貌的人,都会乐见其成。
一直以来,国内很多城市热衷于做大“盘子”,城市面积的扩大、城镇人口的增加、老城区的升级改造……“发展”的语境主导了大部分城市的现实和未来。即便制订规划,其主旨也是立足于扩张。毋庸讳言,这种倾向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之内,确实极大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增强了城市的积聚能力、辐射能力,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过,诸般“城市病”也随之出现。
其一,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的城市扩容,破坏了城市自身的微循环,甚至出现“空心化”的趋势。在政策和市场的合力之下,老城区原住民被挤出,老城商业形态、生活样态均遭到强力干预,而新的形态又未能及时生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丰富性的城市,也就只剩下了表面的、虚浮的繁荣。北京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过度“摊大饼”的做法同样潜藏着深深隐忧。
其二,利益主导之下的城市化,正在一点点蚕食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新城次第崛起,而城市的味道、城市的风貌却无可奈何地流失了。这一点,在北京体现的尤其明显。多年来,尽管有识之士一直在奔走呼号,北京市也每每出台一些保护性措施,比如,二环以内的建筑物限高、划定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等等,不过,那个沧桑的老北京还是渐行渐远,面目日渐模糊。
不仅仅是在老城区,只要是有可能产生“卖点”的区域,往往都会被盯上,那些风景宜人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甚至包括城市水源地,也在商业的旗号下,颇有沦为一小部分人私家花园的危险。求一时之发展,还是保护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的这种“私享”危机,一方面确实不排除商业利益的肆意侵犯,另一方面,也对政府监管、权力约束,提出了某种考验。
北京市这一“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可贵,正在于其中贯穿的“约束”和“节制”。正如规划所言,今后,北京国土空间开发将从外延扩张为主转向优化空间内部结构为主,城市空间在优化中得到适度控制,历史文化风貌得到严格保护,生态空间得到有效拓展。这样的“约束”和“节制”所体现的,既是城市发展的理性,也是对规划本意的回归,而非对扩张的事后确认。
不独北京,任何城市的发展都应该有一种约束的理念。这是因为,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资源的保护利用是必要的,特别是,那些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生长的城市,都已经滋生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人们不能因为目光短浅而人为粗暴地干预这种演进过程。尊重并呵护这种内在的成长性,保护并发扬这种独特的丰富性,原本就是城市发展规划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