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剪下一个世纪

    从4岁第一次拿起剪刀，剪出第一幅窗花起，丛琳老人的剪刀已经握了90年。

    如今的丛琳已经94岁，双手也已长出老年斑，但她每天都还拿出她的“鸡嘴剪子”，剪一剪花鸟虫鱼、亭台楼阁。只是，“一个小时也就剪10个窟窿”，并且只能剪些好剪省力的样式。但在以前，很多样式她下手即成，很少重剪。

    因为“怕老太太过于劳累”，女儿孙静萍只允许母亲每天“拿出上下午各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剪纸。但是她也知道，剪纸是母亲一生的寄托。

    尤其2007年老伴儿的去世，剪纸更成为老人生活的一种依靠。老伴儿走后，她听力下降，两鬓斑白，眼睛变得浑浊，也拄起了拐杖。

    但一直到现在，老人依然剪纸不辍。为了从报纸上找到创作灵感，她现在还时不时地读读报，只是因为眼睛不好，“只能看看新闻的大标题”。

    逢兔年佳节，她剪一纸“玉兔护福”；临龙年新春，作一幅“二龙戏珠”。2009年60周年国庆时，她还特意创作了一套四张寓意不同的剪纸，有花篮，有花束，还有一张巧妙融合鸡、磬、鱼等意象的作品，寓意“吉庆有余，国泰民安”。

    老人家最喜欢的是她的“十盘海鲜”系列。十幅剪纸，内容各异，鱼虾蟹贝，鲜灵精巧。一次她的学生郑希成——一位钢笔画家、牙雕工艺美术师——前去拜访，老人乐呵呵地牵着郑希成的手，非要给他朗诵一段为“十盘海鲜”配的顺口溜：一条鲜鱼一对虾，三只螃蟹横里爬，四只蛤蜊一大碗，五只海参盛满盘……

    老人喜爱海鲜，创作这十张剪纸，是在怀恋她远去的童年岁月。她1918年出生在山东胶州湾——中国民间剪纸的发祥地之一。那一年，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上，英美等国企图将德国侵占胶东湾的领土及一切权利“让与日本”。

    可在胶东蓬莱的海边农村，一切平静如初。丛琳4岁便操刀剪纸。一开始只能剪些小猫、小狗、小蝴蝶，剪得碎纸满地都是。母亲看着一地狼藉，有些嗔怒，吓唬道：“等以后死了，小鬼会让你把这些纸头接起来，接不好就把你打进地狱！”

    吓唬归吓唬，在丛琳老人看来，母亲才是她真正的伯乐。丛琳从小就显示出剪纸的天赋，她不局限于模仿别人，小小年纪就展现出创新的心思。别人所作的窗花作品，经过小丛琳一双肉嘟嘟的小手加工，别具一番气质。

    4岁时，她剪的小牡丹花，尽管绒毛参差不齐，叶子的处理也略显生硬，但是窗花整体上线条很流畅，花朵之间有实有虚，非常具有层次感。有人惊叹，出自4岁稚童之手，实在难得。

    母亲后来专门托人从北京王麻子剪刀铺买来剪刀，还“不舍得穿，不舍得用，留下钱买红纸”。

    “那时候的红纸很贵，两毛钱一张。”老人回忆道，并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与胳膊，在桌子上比划出一方红纸的大小，约有一张报纸那么大。

    “她的剪子跟长了眼睛一样，剪什么像什么。” 女儿孙静萍在《丛琳剪纸》中评价说。

    渐渐地，剪纸成为丛琳的兴趣中心。她手下剪出的窗花，也日益细致起来。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亭台、花鸟，到30年代的博古、蝈蝈，丛琳靠一把剪刀记录着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也剪出了小小名气，“当地的不少乡亲，都以得到丛琳的剪纸为荣”。

    颇具造诣的小丛琳，实际上并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美术训练。 “我就是喜欢”，这是丛琳总结自己的艺术成就时说的唯一原因。

    在她看来，“剪纸并不难，难就难在创作。眼中要有生活，作品才能生动。”而在郑希成看来，丛琳自小“聪颖、有心，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善于取舍，变化出自己独特的剪纸之路”。从一开始熟悉剪纸这门手艺，丛琳就不局限于模仿与沿承，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审视，改进设计”。

    孙静萍指着书里八幅亭子的剪纸说：“这几张，是母亲模仿当时民间流传的样式‘剪’的”，又指了指另外一幅标明“20年代末作”的亭子说，“这张是‘作’的。”前者线条粗犷流畅，画面紧凑，而经丛琳加工后，亭子与树木缩小了比例，并添加了鸟儿等因素，剪法上也有所变化，显得格外“秀气漂亮”。

    用郑希成的话来讲，就是多了个“雅”字，一种区别“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雅”。他认为，这与丛琳殷实的家庭不无关系。

    剪纸作品在丛琳手里，既有实的整体，只需粗粗地剪几刀，便如满月；而又有虚处，镂空垄洞，去细细地剪，如弦月。

    她善用夸张变形的手法。为使画面好看，本该大的物体反而小，本该小的反而大。她说：“剪纸就是这么不讲理。” 

    但丛琳非常谦虚。一次女儿谈起陕北的剪纸，觉得比较俗气，比不了母亲剪纸“阳春白雪”的情趣。丛琳则批评说：“那是那里民众认可的，里面有一种质朴和深厚，胶东剪纸由于开化得早，所以显得灵秀，但也是各有各的好。”

    上世纪40年代，因为战乱，再加上带孩子，她不得不暂时放下剪刀。时隔近70年，她还清楚记得当时烟台城里的隆隆炮声。

    解放后她加入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名气也越来越大。1955年，丛琳剪纸作品随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万隆会议”,并获得艺术展览三等奖。当时丛琳剪纸出口海外，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创了不少外汇。丛琳设计样子，然后有专门的工作组负责剪裁。不过让老人遗憾的是，“自己出的样，很多都没回来”。

    当时的研究所，除了丛琳之外，还聚集了面人汤（汤子博）、北京泥人张（张景同）、玉雕大师潘秉衡等大批著名民间艺人。同在研究所的牙雕艺人郑希成称，“各行业艺人之间‘横向的’交流，促进了国内民间工艺的发展，也对丛琳剪纸产生了深刻影响”。

    那个时期，丛琳的剪纸创作，处于一种“井喷”状态。这一时期的作品，占了《丛琳剪纸》一书近一半篇章。郑希成很喜欢其中的兰草、天鹅等窗花，觉得它们“颇具文人画的特色”。

    在每次创作前，她总会全神贯注，“思考的时间比表现的时间要多得多”。

    除花鸟虫鱼之外，丛琳剪纸表现的范围开始转向现实题材。描绘少先队员生动影像的作品《中队日》，反映“除四害”运动的系列剪纸，以及人民公社大食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记录在了她的剪纸作品中。

    当然，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大跃进”。运动一开始，丛琳所在的剪纸组，放下手头的工作，奉命以剪代笔歌颂人民群众的“美好新生活”：硕大的肥猪，数米高的白菜、五人才抬得起的玉米，骑着钢铁“大跃进”，驾着飞龙搞科研……

    但丛琳说：“这些剪纸，我不喜欢。”

    “文革”开始后，剪纸中喜闻乐见的花鸟虫鱼、才子佳人，都成了“封修资”的东西，都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丛琳一心想保住自己心爱的剪纸。但她的两大麻袋作品还是被付之一炬。时隔近半个世纪，老人再回忆起此事，依然充满了感伤。

    80年代，丛琳又回到阔别已久的研究所。很多人选择了自己出去挣钱，但丛琳还是选择了跟剪刀待在一起。

    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多以喜庆佳作为主：金玉满堂、龙凤双喜、五福捧寿、鲤鱼跳龙门等等，个个寓意深远。还有一幅“吉庆有余”，发表在了1986年1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

    给报社投稿，成了丛琳进行创作的一大动力。每有好看的窗花，她总是会在路过报社的时候，直接扔进稿子接待室，然后扭头就走，也不关心能不能发表。陆陆续续地，倒也发表了不少作品。孙静萍一直为母亲保存着有她作品的报纸，有的纸边已经破损，微微泛着黄。

    丛琳老人如今年事已高，虽然仍可以剪剪画画，但是技艺终归抗争不过衰老的侵蚀。

    这位被誉为至今健在的中国剪纸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言人”、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出版的“澳大利亚及远东世界名人录”选登条目的老人，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一手绝艺没有传人。

    丛琳的第一部著作《丛琳窗花集》出版于1954年，书中只收录了她26篇代表作品。该书一度成为艺术学校的剪纸工艺教材。这本小集子现在已经绝版，当年售价仅为5角，现在在市场上被炒到300多元。

    退休后，有人看到丛琳剪纸的商业价值，建议她将剪纸作品投放到市场，但被老人婉拒。

    想起近一个世纪的剪纸生涯，丛琳最感谢的是老伴儿对她的支持。就在2007年老伴儿去世的前一天，他还跑到百货大楼去给丛琳买红纸。那段时间，他已经开始着手整理老照片，想为丛琳的剪纸出书，但是不成想猝然离世。这让刚刚过完90岁生日的丛琳，陷入长久的悲伤，一度住进医院。

    “妈，您还是接着剪纸吧。”女儿对刚出院的母亲说。直到今天，丛琳依然舍不下那把剪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