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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科技部代表海德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来形容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之迅猛：几年前，美国打一个喷嚏，很多国家就会感冒；如今，中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都会感冒。
厄瓜多尔科技部代表罗德里格斯紧随其后发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的经济成绩同样 “竖起大拇指”，但在结尾时他还是泼了一盆冷水：“我们的人均GDP和中国差不多，4000美元。但是，如果我们不大力发展科技，经济很可能会停滞不前，那么，我们将一直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在9月18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第23届院士大会科技部长论坛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尼日利亚、卢旺达、津巴布韦、阿根廷、厄瓜多尔9个发展中国家的科技部部长或代表出席，就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主题发表演讲。
从这些天“严重超时”的发言中可以找到一个共性的观点：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一系列瞩目成就，但如何做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则成为这些科技管理者新的“忧虑”。毕竟，科技创新被看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我们现在要追赶的是被发达国家落下200年的科技史
这是TWAS院士大会第三次走进中国。有意思的是，上一次在中国举办是2003年，那时，“BRICS”（“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概念刚刚被美国高盛公司提出，这些国家随即被看作全球新的经济增长极。如今10年过去了，金砖国家都毫不例外地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引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计，2014年“金砖四国”（“BRIC”，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经济增长将为世界总量的62%，而西方七国集团的这一比例仅为12%。
不过，正如罗德里格斯所言，尽管不少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以及经济发展速度已十分可观，但对这些国家而言，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还是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与雄踞世界发展潮头的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明显差距。这一点对除俄罗斯之外的金砖国家来说同样适用。
差距究竟有多大？印度科技部与地球科学部部长拉维一语惊人：“我们现在要追赶的就是被发达国家落下200年的科技史。”这位自称学历史出身的科技部部长说，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即工业革命之前，世上原本没有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分。他援引一个朴素的逻辑来说明这一点：正是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才有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一个具体的表现是，发展中国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仍然较低。以中国、巴西、印度为例，尽管三国均制定了增加公共投资、鼓励和支持私人部门研发投资等计划，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是“可望而不可即”。
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显示，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7%，较2000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2007年巴西这一比例为1.13%，印度则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徘徊在0.8%左右。然而，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2006年世界R&D经费支出占GDP的平均比率就达到了2.31%。
拉维在当天的发言中透露，印度将于明年年初出台新政策。预计在2017年，该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2%。阿根廷科技部代表萨尔瓦雷扎也表示，该国将继续增加研发投入，该比例将占到GDP的1%。
很显然，这一账面上的问题已经引起多位与会科技部部长或代表的注意。然而，一位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新当选院士不甚乐观地拿出这样一组数据：巴西计划在未来8年里将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1.5%，这样的数字却只相当于挪威在2006年的研发强度，更不及加拿大在2005年2%的研发强度。
优秀的科技人才队伍是决定科技创新能否重生的关键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不愿具名的院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研发资金上的投入可以“立竿见影”，但是“巨资”能否用在刀刃上，即用在对人才队伍的培养上才是关键。用他的话说，如果科技创新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重生”，那么，有无优秀的科技人才队伍则是决定其能否重生的关键。
事实上，“人才流失”是长期以来制约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的一大问题。
据统计，上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向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贡献”了40多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其他技术人员。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获得博士学位的阿拉伯国家学者，仍有近2/3寄居在发达国家。
多年前，时任法国科学院院长的伊夫·凯雷在与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交流时就为此表示担忧。按照他的说法，科学家需要集中到一起讨论研究、交流观点、碰撞思想，因此，非洲的很多人才最终都愿意留在法国，“一个科学家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可以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另一个最新的佐证是，9月17日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显示，1978年～2011年，中国共送出了224.51万名留学生，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而同期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81.84万人，回归率仅为36.5%。换言之，超过六成的留学生滞留海外。
对这些国家的科技管理者而言，能否逆转“人才流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巴西斥“巨资”设立一个“无国界科学家”项目，即输出越来越多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到国外学习，与此同时，每年还将吸引200位左右的国外科技工作者，到该国从事科研和学术交流活动。巴西科技部代表说，这两者的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厄瓜多尔也将在接下来的4年中投入10亿美元，将“最好的学生”派到国外。罗德里格斯说，这些学生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国外拿到好成绩，然后回国”。同时，该国还将斥资6000万美元建造一个“知识城”，以吸引国外研究者，并为这些国外研究人员提供每月6000美元的高昂津贴。
事实上，这个与大会所在地——天津市人口不相上下的小国，已经凭借着科技创新将贫困率下降了9%。这意味着，在过去5年，该国贫困人数少了100万。阿根廷在这方面也收到了一些回报，该国科技部代表萨尔瓦雷扎介绍，近年，阿根廷在科技投入方面与此前相比增加了500%，相应地，有1000位在外工作的阿根廷籍知名科学家回到了国内。
上传下达式的行政资源分配方法难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这些斥巨资吸引人才的做法，能否长效？
对此，与会者的另一种意见或许值得深思：即便政府将钱花在“买人才”上，也未必行得通。这种观点认为，上传下达式的行政资源分配方法很难真正激发起科技创新的活力。
其具体表现是，政府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过大，而这与发达国家以企业为研发投资主体的情况形成反差。
近几年各国公开的经济数据显示，巴西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科技研发上的投资各占50%，政府的研发投资多集中在研究机构的科研方面，而非企业的技术推广和升级。印度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国家研发总投入的比重则不足30%。
这也正是与会的科技部部长或代表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提到的一点：重视私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这种说法类似于前不久中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倡导：“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更直白地说，就是政府要将更多的“研发投入”分到企业的碗里。
本报天津9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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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邱晨辉
